文/武宗义
年夏天，我师范毕业和同班同学马培安被评为“优秀毕业生”，被学校推荐考大学。
当此之时，学校极为重视，特地在教学楼三楼东头腾出了一间大数室，让我俩搬来床铺和桌椅板凳，吃住学都在里面，每天有相关科教师上门辅导。班主任还特别命令班里任何人不得打扰，让我俩一心一意地备考。
我俩也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当时，全校共有六十多人报名参选，三轮“淘汰赛”后，才最终确定了我和马培安作为“种子选手”，去挑战包括泰安师范、莱芜师范等在内的五所师范学校的同学，争取那有限的几个名额。
第一次考试，我名列前茅，每天面对老师和同学的称赞和祝福，在校园里很是风光了一阵。谁料乐极生悲，第二次考试，我的数学一落千丈、一塌糊涂，只勉强得了37分，排名也大幅下滑。我一下傻了，不少老师和同学也大摇其头，甚至有同学当面冷嘲热讽。
彼时，已到毕业实习时间，学校也一改惯例，没有让我俩继续留校复习，而是离校实习，边实习边复习，之后回校进行最后的较量。
我的家清泉岭村当时还隶属新泰市寨子乡（年后因区划调整归属莱芜市钢城区，现划归济南）。我选择的实习学校是离家不远的西施村小，当语文老师。村里有我个两个姑姑，吃饭方便。
幸运的是，那时课业负担远没有现在这么繁重。每天下午放学后，我独自一人呆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埋头读书，直到夜色渐浓，才匆匆骑车回家。
忘记了那段“峥嵘岁月”是如何熬过来的，除了学习之苦，更可怕的是心理压力。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实习结束，我在最后一轮选拔中排名第二，险胜对手，和排名第一的马培安一起获得了仅有的两个“决赛”资格。
后来上大学前，我特地回了一次师范学校。吃饭时，听李传恩老师说，当时，他曾经多次找校领导，要求再让我再试一下，于是才有了我的第三次机会。
成长的岁月最是令人难忘。时至今日，每每想起这些陈年往事，我对李老师和学校领导的抬爱还感激得无可无不可。
来济南后，恰巧有三位大学同班同学也在此安家。偶尔聚会，说起各自的高考往事，我们都不止一次感慨生在了好时代，遇到了好老师、好领导。因为我们几个都是普通农家子弟，而学校领导没有任何歧视，更没有什么顶替之说，以现在披露出的案件看，这事放在别的年代或者别的学校，还真说不准。
言归正传，为迎接高考，我和马培安中断了正常的学习“程序”，全力以赴主攻高考。除了语文、数学，厚厚的两本教育学、心理学便弄得我俩焦头烂额。更为不利是，当时，我们学过的*治课不在考试之列，而考一门我们此前压根没有听说过的《人生与道德》，且考前一个月我们才拿到书。
为此，我俩起早贪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围着操场跑上几圈后，立刻掉头回楼读书。晚上，自习过后，整幢大楼停电，我俩秉烛而读。那段日子，我们放弃了所有的娱乐，深居简出，周末电影院里的精彩场面、校外田野里成群的庄稼和树木以及星光下田园小路上快乐的游荡一下遥远起来。
有时睏极了，往床上一躺就沉沉睡去。为了迷惑住在教学楼后的李老师，每逢偷懒时，我们就把一小截蜡烛放在窗台上，让摇曳的烛火告诉李老师我俩还在“加班”。
有趣的是，虽说班主任多次叮嘱同学们不要来打扰，但隔三差五还是有同学上楼来聊上几句，尤其是楼下26级的几个漂亮女孩，经常隔着门缝偷偷看两眼，再轻轻敲敲门，抬头看时，便见一张如花的笑脸，让我俩受宠若惊。还有几位同学看我们辛苦，特地把省出的饭菜塞给几张。
其间，还记得有一段同学们都离校回家的日子，往日热闹的学校一下空空荡荡。我和培安学累了，就走出教室，趴在护栏上望着空寂的校园发发呆，听远处鸡鸣犬吠声此起彼伏或者小巷里的叫卖声渐渐走远……
年7月，忘了具体的日子，高考还是来了。田承良主任带着我俩从楼德辗转赶到泰安，在泰山脚下的一座大型会议室里参加了考试，并双双考取了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也就是今天的聊城大学，并在同一班级读书。
四年时间一晃而过，培安去了泰安，我回了新籍莱芜，都当了教书先生。其间，曾书信往来。但后来因为各自工作多次调动，一度“音信隔绝”。再后来，由于同学居中联络，再加上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