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从维熙29日晨于北京病逝，享年86岁。
从维熙是河北玉田人，年出生于河北玉田县城北代官屯。曾任教师，做过记者、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九七九年他重返文坛之后，率先发表了《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十几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因而被文坛誉为“大墙文学”之父。
今天一早，《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作家李辉朋友圈发文深切缅怀从维熙，“从维熙先生今天早上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缅怀他，谢谢他多年来与六根的相聚，他最后一次前往人民日报图书馆看罗雪村展览！深切缅怀老从。”并附了一篇自己的长文《我与老从》，文中有多张珍贵照片。
经李辉授权，钱江晚报·小时新闻APP得以转载长文《我与老从》与照片：
我与老从，年就认识了。我们在北京日报社，算是前后辈的关系。年4月，老从希望我能把他的文集推荐给河南文艺出版社。我马上与社长陈杰女士联系，《从维熙文集》很快就出版。
年从维熙活动现场。李辉摄
年1月12日，当时来了很多人，是当时最轰动的发布会。刘心武、梁晓声、从维熙都来了。老从喜欢喝酒，喜欢唱歌，当场我就请他用美声唱法为大家唱了一曲。他还朗诵了他的诗。现场听众，都为之感动。
老从与我也是忘年交，他很愿意听我说，因为他知道我是爱护他的。有时候，他会给我打电话抱怨文章发不出来。我就劝他，跟着时代走，做有意义的事，没意思的事不做。
对被改造那段历史，老从感受很深。但是平时他谈起来，往往很淡。老从的好处就是能拿得起，放得下。他也是一位很幸运的作家，能写出很好的作品。
这套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从维熙文集》，十四卷，是很难得的。老从向来都是，把苦难写出来了，就都过去了，没把这事当回事。因为这种乐观，他现在85岁了，还有很好的生活品质。
年1月12日在北京活动现场。从维熙、刘心武、梁晓声、李辉等。演讲结束后，请从维熙高歌一曲
年的北京，即便最睿智的人也无法明辨这个春天，风的方向。
在杂志社的邀请下，回到北京的从维熙写了论文《对社会主义的几点置疑》，发表在这一年的《北京文艺》上，这篇文章成为那个春天里，无数怒放的小花中的一朵。几个月后，从维熙、刘绍棠、王蒙、邓友梅都成为这场风波中折翅的北京文坛四只黑天鹅。
“文革”结束后，从维熙获得平反，他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就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收获》年2月的杂志上。这部手稿，老从一直保留着。
90年代丁聪画从维熙肖像
罗雪村年画从维熙肖像。老从题词：圆者自转，方者自安
巴金百年诞辰之际，老从写了一篇感怀巴金的文章。对老从而言，巴金就是他敬仰、崇拜的一棵大树，如果没有巴金，老从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等作品，就难以发表。可是，巴金通读了这些作品，对老从对“大墙文学”给予极高评价。老从这样写到巴金的故事：
早在年的秋天，我已然聆听过巴老讲真话的教诲了。当时，他参加完在法国举办的国际笔会归来，在停留于北京的短暂时间内，我去了他和小林下榻的燕京饭店，去看望巴金老人。
记得，巴老因长途飞行，那天的精神显得十分疲惫，但他还是靠在沙发上对我表达了如下的心语：“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读过你们这一代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为感慨。你平反回来以后迈出的步子不错，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说了些什么，因年代久远已然无从记忆，但巴老这几句十分平凡而又非常深邃的话，我是时刻反复咀嚼其意的，因而直到今天，那平缓而又安详的音容，仍鲜亮地活在我的心扉之中。
说起来也是一个机缘，当时正值我描写劳改生活的悲情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遭受到封杀的时候。
当时一家大型期刊向我约稿，将我的小说《远去的白帆》拿走之后，久久不见回音；待我询问该刊原因时，主编以“细节过于严酷，吃不准上边精神”为由，让我删除小说中一些所谓“敏感”的情节。
我当即拒绝了，因为那是我劳改生活的真实，那是我囹圄其中多年的灵肉感应，要抽掉这些东西，就等于断其小说的筋骨，让它成了一具无灵*的行尸走肉，彻底背离了文学反映社会真实这一文学的根本理念。
那天，我将这部中篇小说的遭遇，讲给巴老和小林听了，并将其文稿交给了巴老和小林。据小林事后告诉我，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连夜审读了我的小说，并对小林说下如是的话：“小说展示了历史的严酷，在严酷的主题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回去我们发表它。”
因而，这部遭到封杀的中篇小说，不久就在《收获》上披露了——事实证明了巴老预言的准确，在年全国第二届小说评奖中，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数，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
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
过去我一直认为巴老年事已高，自己又埋头于创作，未必亲自过目《收获》的作品，事实证明我的认知错了，小林在电话中告诉我，许多重头作品，都是交巴老亲自过目后拍板发表问世的。当时巴老已年过七旬，不知疲惫地读上几万字的长卷，并不顾可能惹来的麻烦，将描写知识分子沉沦于苦难生活的作品披露于世，这本身就是对文学表现生活真实的张扬。
其实，巴老从年写《真话集》开始，不仅写下讲真话的承诺，并以身力行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
记得，年夏天我应上影之邀，在上海改编《大墙下的红玉兰》电影剧本的时候，《收获》的一位编辑，去上影招待所与我说起到《收获》发表《大墙下的红玉兰》的情况时，就提到巴老对此“大墙文学”开山之作的态度：当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正在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反顾，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
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能不能问世、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未知数Ｘ！
小说发表后，麻烦曾接踵而来，有的匿名信指责《收获》为“解冻文学”开路，有的则以赤裸裸的“两个凡是”，质疑编辑部的*治走向——就连我为囚时驻足过的劳改农场，也写来批判信函，说小说攻击了“无产阶级专*”云云。
一时之间，风声鹤唳，大有反水覆舟之势！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巴老不仅与《收获》编辑部同仁一起经受了黎明的五更之寒，巴老还要求刊物“百无禁忌更进一步”，因而使当年的《收获》，成了历史新时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学旗帜。
如果说《远去的白帆》死而后生的一例，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与《帆》共同遭遇的另一作品——曾被一家刊物判了死刑的、后来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也在《收获》死而后生的，这又是巴老在文学新时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一个佐证。
年从维熙题赠李辉《雪落*河静无声》
记得年4月我们在松社现场谈论从维熙文集。毕飞宇谈到他与老从在青海的故事：
老从，我们曾一起去青海参加活动。当时，除了我之外，我五岁的儿子最喜欢往老从身上爬。我儿子是很内向的。一个孩子对一个成人的选择，是最精确的。用孩子的眼光、心，去选择的人，一定是值得尊敬的。
还有一个场景我一直没有忘记。老从是抽烟的，我也抽。老从的妻子钟紫兰是个医生，出于健康考虑，对老从抽烟是有限制的。所以，每次聚会，他都喜欢往我这里蹭，偷摸找同伴一起抽烟。
有一次，我们俩躲起来抽烟，在我们前面三四十米，太太们一起在那里聊天。老从右手夹烟，声音不高不低地说：“一辈子有了钟紫兰，可以了。”
我当时听了这话，特别感动。
且不管钟紫兰为这样一个老男人付出过多少，一个男人，没有油腔滑调，对着一个无关的人，表达内心坚定的爱，这很打动人。
不抒情，很坚定。
老从有发自骨子里的善。无论他处境怎样，他敏感的，念念不忘的，还是人性的善。人的善，与他内心的善相呼应，他内心有一种很厚实、博大的善。他坚定不移地坚守着那种善，无论生活如何对待，他永远用善的方法来看待。
男人的善，作家的善，溢于言表，挂在他脸上。所以一个懵懂的孩子会喜欢他，因为这种无障碍的善。这就对了，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
我爱大叔老从；我爱大姐钟紫兰。
从维熙与钟紫兰夫妇年夏天在襄阳汉水笔会的合影
多年之后，我请吉林卫视的“回家”栏目，拍摄老从重返河北玉田代官屯，讲述自己一生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他的“回家”，题目就叫《仆仆红尘》。
面对“回家”摄制组，他谈故乡、反右、劳改、平反等一系列的故事：
对对。这个手指头就是还没有进劳改队以前，那时候我和王蒙全在西山改造，我们是在门头沟，王蒙啊、北京市委这批人全在那改造。在割草的时候，一下子我就砍到这个上面了，当时血就出来了，就把这根筋砍断了。
所以永远，你看这个地方，所以这是我十七八年一个标志——不断地来低头认罪的样子。所以曾经朋友来了我就说，手指就是我的一个生命符号。当然这已经成过去的往事了。
对了，寻寻根吧，寻寻根。这根的力量是很深远的，要直白的话，很难加以解释。前年我回访到老江河的时候，我直掉泪。小的时候到那洗澡，冬天挺冷的天往那一跳，它那水是暖的，冬天都有小鱼在里面游。整个没有了。
景物已非昨日。就是故土难离啊！无论这个家多破，它毕竟是你的根，所以它总有欲念。诗歌、梦里，算梦里相思吧。我也是总难以割舍。
但是可能对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因为太小了，没有一点印象。就好像《父与子》一样，所以四岁以前怎么会留下什么印象，不可能，所以这点是我的悲凉。
一直到我回来以后，我要来出版我的著作，出版著作，有的出版社就要找我父亲的照片，我问我妈妈。问完我母亲，她才把就在文化大革命她缝在内衣口袋里边照片取出来了，就说她一直来珍藏着我父亲的青年时代的那张照片，穿着西服的、在北洋大学（那张照片）。
你看这么多全是我乡亲，我都不认识，我走的时候，我离开代官屯的时候，也就十五六岁，十四五岁，十三四岁甚至更小。这间房子里呢，父亲什么样我没见过，但是他事实上是跟我母亲跟我是在这间房子里生活。
当时我父亲走了以后，就剩我母亲跟我，孤儿寡母吧。孤儿寡母到冬天的时候，这是特冷的，是烧火坑。这坑一直连到这边，那边有一个抱柴火的地方来往里烧，要不然就是在过道上来往里烧，烧成火坑，完了就睡在这个热坑上。我们就睡在那个热坑上。
那时侯的一些童谣啊，“风来了，雨来了，麻猴背着鼓来了”，就是来哄我睡觉啊。拍着一边，拍着，就是在这屋演绎的这种。
咱们看看这个地方，这个东西是我最后的从劳改驿站从山西五星湖带回来的。这个你看前面是个钩子，这边是个铲子，这边是个锤头，是两边的。我在煤矿来挖煤的时候下边穿一双水鞋，腰里挂着电池，进去以后用头灯一打，看看哪个顶可能要掉石头，就用那个小钩子来给它钩下来。这全是属于劳改农场的农具，你看这么多年了。
我79年回来吧，到现在已经27年了，扔了好多东西，这我还没扔。当时为什么想到一定要把它们给带回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呀！因为这是我生命过去的一部分，我的人生态度是这样，我自己认为我早已经是属于那种超期服役的士兵了，我早应当来战死在沙场了。那杀场就是那20年劳改的大熔炉，我能够趟过这个来，我自己就无所谓了。
什么我没干过？赶车、种庄稼、修水堤、割稻子、挖铁、制过坯造过砖，经营桃园，我还管过桃树。那是我最轻松的一段，那个地方是可以参观的模范监狱，整个全是大葡萄园。
我经管的是什么东西，我当那桃园班的班长，管着二百多亩桃树，所以现在卖的桃，我对它的品种啊怎么经营啊怎么剪枝施肥就门儿清，我总觉得我愧对了母亲，因为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非常残酷的，她背着大牌子天天扫街，我的孩子有的时候心疼奶奶，他就经常抢过笤帚来替奶奶扫。
就在北京呆了一年多的安静时间，我母亲你想四岁丧夫，历经坎坷了，已经好容易盼着儿子大了，工作了以后又来个*治灾难。对于一个女人在这个年代里带着一个孤零零的孙子，有多么艰难。
不可能不起改变。全然在于我的生活主轴发生了变化，不是我所经历的童真的年代，也不是我来还乡看到的我回忆的北山，赶着皮鞭的车。
当五七年经历了那二十年以后，童年的梦，甚至在年轻时所追随的梦，在你眼前破碎了。“文革”以后,就是说人生苦旅那种足迹尽量地在我心灵里面加以淡化,但是这个东西我是放不下的。
你想想是我，等于是我人生吧，也就八九十岁。我现在活到七十三岁了，它占了我将近二十年的光阴，那能忘却吗？就等于是人生四分之一的经历，所以我必须把它写出来，对历史，对良心负责，也对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让他们留下自己的声音。
能不能让我写出这种有社会含量、沉甸甸的这样小说和纪实作品，我很难说，恐怕做不到。要没这二十年，就是英国作家萨克雷在他的长篇小说《名利场》里说：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
从维熙为李辉题词
年夏天襄阳汉水笔会，李辉与从维熙合影
前几天，我去看望老从。
老从经常告诉我，巴金是他最敬仰、最崇拜的一棵大树。八十年代，巴金培养多少作家，从维熙、张贤亮、冯骥才、水运宪、张一弓、谌容、张辛欣……
这一天，老从告诉我，要把《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捐赠给巴金故居。我一听，心里非常感动。这部手稿珍藏至今的老从，将之赠送巴金故居，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情怀！
我回到家里，将手稿送给周立民，请他尽快做一个漂亮的精装本。
匆匆写于北京看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