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户
文/史新
“万元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可是一个响当当的称号,也是一个很时髦、很让人眼热的流行词。那时候,一斤小麦才一毛一分钱,一斤猪肉才六毛钱。也就是说,一万元能买十万斤小麦,一万元能买一万六千多斤猪肉。别说一个村里,就一个公社(乡镇)里出个万元户也是值得大力宣传的事,甚至公社书记要大会小会的表扬,小广播里也要早晚地嘘呼嘘呼。
“万元户”,在俺那个不足百户的小村里,没人去想,没人去争,完全是顺其自然,几乎是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就有许多人默默的实现了这样一个“小目标”。当然其中也有我。
一九八二年那个深秋里,生产队体制一夜之间被解体,习惯了听生产队长号子上工的我们,再也没人安排张三去北岭、李四去南洼,干啥干啥!偶尔的干完刚分到的自己地里那点活,会溜达到街头,听听几个闲人在吹大牛、扯闲篇。
这天傍晚,街头上刚站下,在村里开代销店的培二哥,带着一车子刚从供销社提回来的货,在我面前停下了:怎么,大包干了闲的难受吧?明天供销社出车去王戈庄赶“十月山集”,没事跟着车去城里姐家玩吧!我高兴地不得了,难得培二哥有这好事还能想着我。
培二哥是供销社设在我们村代销点的代销员,除了在村里代销点卖些油盐酱醋茶外,还要每天从供销社里提些布匹针织类去赶大集,每逢像王戈庄县城这样的庙会、山会大集,供销社都会派出大汽车,拉上货去卖,培二哥自然也就是“帮集”的人。姐住在县城里,能省下一趟车费,还能去看看姐,多好的事。我满口答应:中,中!
生来第一次见到大县城,那股新鲜劲就不用说了。早上在姐家吃着饭的功夫,培二哥说,你可别就这么回去啊,怎么也该挣点路费出来。我还想,我没花路费啊?不管怎么说,培二哥绝对是好意,应该听他的。从姐手里借上三百元钱,到王戈庄大集上,胡摸着就从人家摊点上花一百元买上十条涤纶裤子,又花一百元买上十双皮鞋,剩下的一百元任凭培二哥怎么说,也不敢再花出去了。
泊里大集晚王戈庄大集一天,农历逢四、九为集日。第二天的泊里大集,也许就是我其后当了几年“二郎神”的关键一天。也算是人生的一段美好经历。
靠在培二哥的所谓供销社摊点上,只半个上午的功夫,十条裤子一条不剩,每条纯利2块;十双皮鞋,卖出六双,一双纯利五元;剩下的四双里,可能是买的时候就拿错了,有一双是“一顺天”。“一顺天”就是两只鞋同是左脚或同是右脚上的。合计纯挣得人民币五十大毛,退出一双成为废品的“一顺天”皮鞋的成本,还净挣得四十大毛。那个时候,一个工人一月都不可能挣这么多,想想真高兴。赶下集来回家的路,骑在自行车上,感觉上山也比下坡快。
挖得了“第一桶金”,尽管只有四十大毛,但也让人知道了,原来农民除了种地也可以做商人,还能有更高的收入。
很感激培二哥这个领路人,也要感谢王台那位位卖服装的庄姓大嫂,庄大嫂如果活着,现在也该有八十岁了。
同在泊里大集的时候,紧挨着我们摊点的这位庄姓大嫂,收完摊急着去车站赶车,就把挂在我们摊子后面的六件衣服落下了,我给收好,等下个集来的时候还给了她,把她感动的不行。临下集的时候,她悄悄告诉我:你办个证,自己出摊卖服装吧,来钱挺多的,我帮你进货。这就叫行好得好吧!看来人应该做一辈子好事,总有好报的。
去到公社的工商所里,我跟又黑又高的徐所长说,我要办个卖服装的个体户证。徐所长有点小吃惊:好啊!好啊!那你就是我们公社第一个个体工商户了!赶紧地,你去集上借个卖服装的证来,我看看人家怎么办的,照着去给你申请。徐所长真是个好人,我本来就想办个卖服装的证,他一下子给我审批了“布匹、服装、针织、百货”四个经营项目的证,快能赶上一个百货公司的经营范围了。压根也没想到,一不小心我成为全公社第一个个体工商户。
听老人说过一句俗语:咱山东人是群羊,一个跟着一个走,一个跟着一个学。这话有点靠谱。来年春的时候,公社信用社的李信贷员找到村里干信贷的后屋大叔,要他出面找找我,想动员我贷点款,说培育个体户是社里分给他的任务,大叔家的*弟也一并贷了一千元,成为了我们村,也是全公社的第二个个体户:很快,培二哥把供销社的代销员辞了,也自己办了证,顺便还拉上了三哥平;正在公社建筑队上班的本家修哥哥,在印刷厂上班的论,也辞去了工作,加入到我们这个个体队伍中。从以后的发展看,这些能够善抓机遇,超前预判形势的人,都会成为不同时期的佼佼者,即便是一时倒了,爬起来继续上路,还是一条好汉。
当然,一个跟一个学,一个跟一个走,那必须得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农村里这种效果比干部们搞得传授经验培训班还实用,亲哥肯定会告诉亲弟,亲弟弟也看定会传知亲哥:我一天能挣几大毛!还有的就是听下音也能知道你干的行当是不是挣钱。我和培二哥、平三哥,还有他们的一个亲戚共四个人。正当别人还沉浸在春节里的欢乐中,我们正月初五就从家里出发了,一路坐船乘车赶到浙江柯桥,取上一批年前早就看好的布料,立马赶回,在年后的第一个胶州大集上就全部脱手。当晚,我们在平三哥家里算账分账:共获纯利元,每人分得元。
做下来一趟买卖,分账算账很平常的事,邻家一位大哥去平三哥家里串门,亲眼目睹了这些后,义务宣传员的角色就出现了:咱们还在家里耍正月玩二月,看看人家,就几天的功夫,每人就分了元啊,比公社里的老康那个十三级干部一年都挣得多!是的,那时候我们公社里的干部老康是全公社最高级别的干部,每月才96元工资。
说的一点都不夸张,也许就是这一夜的效应,只一月不到的功夫,我们全村就冒出了二十六家经营布匹,服装,针织品的个体户,占到了全村总户数的四分之一,从业的也有三十多人。每逢集日,几十辆自行车一字排开,浩浩荡荡,走到哪儿都是一道风景;每逢胶州批发市场进货日,这道风景就会占满半个车厢或半个宾馆。
赶四集是个苦差,特别是赶相对远一点的日照大集,八十里的路程,需要早上三四点钟起来,自行车驮上二百斤的货物,翻山越岭,不仅仅地一个累,冬天里,骑行在路上,浑身的汗,到了哪儿停下来,又是浑身的冰凉。遇到大风的天,顶风而行,那更苦不堪言。外面人都说,这么卖命,你们挣厚了钱了吧?我们常回的一句话:只见贼吃食没见贼受罪。
比比现在,刚开放的那个年代里,挣钱确实是容易些,只要你有胆量、肯吃苦,但前提是会经营,或者说脑子活一点。修哥哥在建筑队里是个好瓦工,当了“二郎神”之后,能吃苦、胆子大的品性充分体现出来。那年,他在胶州纺织品批发部发现了一种邮电绿色的美国进口涤纶布,觉得是个冷门,就付钱扛起一捆带到了日照市场上,想不到在胶州批发部里“睡困“了许久都无人问的这种“炮筒子”布,却在这里是惊人的抢手,那些高挑的日照姑娘们走到摊前,抓起布料,往身上一披,一句:真好呀!来两米四,套装!修哥哥还跟人家说:用不那么多,做套装两米三足够。人家当然不愿意了:没看我个子高吗!
一同去赶集的村里人看见这布都这么抢手,纷纷过来打听,修哥哥只告诉是胶州的,至于具体地方,那就算了吧。正当别人盘算着第二天也要坐车去胶州抢这货的时候,修哥哥赶完日照集,骑着自行车连夜杀奔三百里,抢在了别人前头,并把所有的本钱都掏出来,再一次拿了个独头买卖。这也是后来修哥哥一直自豪不已的一件事。
做生意也有心血来潮的时候,我和论从胶州批发市场上发现了一样很畅销的货,偷偷看看人家尚未撕去的标签,便知道产地即是大上海北边的江苏太仓,我们两个一时冲动,咱也直接去厂里拿货。当天我们就买上去往上海的普快火车票出发南下,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下江南,啥也不懂,连个火车普快、直快,特快都不知道,一路上逢站必停,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两天两夜才晃荡到哪儿。好在人到货有,可惜就是本钱少了,每人搞上八匹,背到肩上再返赶火车,看我们背着货出厂的女工们,大概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来厂购货的小客户,都笑着跟我们打招呼:侬(你)像难民哎!管他们说啥呢,阿拉(我)挣钱就行!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本有多大买卖就有多大!这是我的看法。我们村的这二十多家布贩子个体户,大多数都已经结束了这种小打小闹的赶四集经营,而是都转入到了批发布匹的行当上,经营地点也转入到胶州、即墨、淄博几个大的纺织品批发市场。
做布匹批发,不比在家里赶集轻松,要搭伙经营才行,有人负责在南方纺织印染厂里寻货订货,有人负责来回押送款货,还要有人负责蹲市场销售。
寻货订货的,搞得到一样畅销、利润高的货,还要做好保密工作,要不然一旦被别人探知,那就只能一次性买卖了,出现了第二家或多家相同的货,价格可就乱了。那次我们团队在浙江下方桥丝织厂购得一样板丝尼面料,连续畅销一个多月。而与修哥哥搭档的*弟同样是购得的解放印染厂板丝尼面料,尽管开始都畅销,但后来因为价格问题,他们的货就没有一点优势可言了,原因就是解放印染厂需要从下方桥购买毛抷布再印染出售。而那次,我们这两个同村人都同时住在绍兴新建招待所里,却一直未曾谋面,直到修哥哥从胶州市场上赶过去才发现登记簿上,我和*弟同都住在一家宾馆里。我和*弟可能是互不知这里有个同村人,也可能是知道都怕泄露了货源地才故意装不知道的。
路上押运货物和款项也不容易,邮*局的零担班运太贵用不起,火车托运又慢的要死,那就只能半路上找过路的货车捎载。在浙江水乡,货出厂后,找专门的挑工把货一件件挑到早已租好的一条乌篷船上,再有船主给你送到指定的国道边上,然后我们手里举个纸牌子,上面醒目地写上,带货去XX地。有去这方向的车,就会停下来,然后一番讨价还价,合适就成交装车走人,如果线路不对,或者价格不合适,就只能在路上继续等。车跑长途危险性大,跟车的人一般驾驶室里是坐不上去的,就只能猫在车厢里,上面盖上篷布,冬天冻死,夏天热死。路上翻车或者被查车也是常有的事。那年就是因为路过江苏六合翻了车,我才萌生退意,彻底告别了这条人生中引以为骄傲的从商之路。
十几个村里的同行人,难得的能在胶州中云旅社里聚在了一起。有一个起步稍晚一点的小年轻,喝上几杯酒后有些兴奋:我要拿咱村的第一个万元户!说的很慷慨也很有气势。我们在座的多数人都笑了,凡能出来做起批发生意的,除了贷款,谁自己手里没有个万儿八千的哪。
确实,一九八四、五年的时候,万元户在我们村里估计十几个是没问题的,只是谁都没有自我张扬的。外村的人传说,俺村的布贩子,过年的时候都在家用“称”称钱玩,这话有些夸张。但就是公社要表彰万元户的时候,任凭村干部去家里做工作,这些人就是没有个出头报名的。村里的干部们就只能去台上领到一个“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先进村”的奖状了。
俺村的这些不愿出名的“万元户”们,红火了几年以后,就逐渐地沉寂了:有的在村里安心的种起了庄稼,有的经营起了运输,有的包起了果园,有的搞起了养殖场,有的到企业当起了工人,有的做起了工程承包,有的当了画家,还有的经营起了其他。仅存下来就只有本家的修哥哥,继续在即墨批发市场坚守着他的布匹批发。拿他自己现在的话说:万元户是起步,百万元不算富,亿万元那才真正富。
史新青岛西海岸新区人,山东散文学会会员,散有作品在新媒体和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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