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元铸刀
编者按
“五一”将至，系列短视频节目《了不起的成都工匠》在网络持续热播，让网友们大呼敬佩，纷纷表示原来成都这么“高精尖”！其实成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城市。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还是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三国时期的蒲元为诸葛亮铸刀被誉为“神刀”，唐代雷威斫琴天下无比。早在多年前，蜀人就开始制作玉器。朱熹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注解说：“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辟诠释。工匠精神是目前全球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工匠精神重在精益求精的精神，重在以质取胜的品质，重在坚守价值的创新。倡导和弘扬工匠精神，必将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响成都制造品牌，为成都工业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考工记
“匠”“匠人”“工匠”
除了“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古代成都还有“百伎千工”之富。千工，跟“多工”、“百工”一样，其实也是夸张的说法，也是在极言分工之细及工匠之夥。
“匠”最早指木工
匠字从匚（一种盛放东西的方形器）从斤（斫木之斧），匚里放着斧斤等工具，表示从事木工。所以，“匠”最开始指的是木工，后来引申为百工之称，“能斵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穿凿穴埳谓之土匠,能彫琢文书谓之史匠”，不一而足。谈起古代的匠，总让人想起《庄子》里那位单名一个“石”字的木匠：“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失去了*金搭档，也就不想再施展绝技了。这才是大匠风范！不过那个搭档也挺厉害，斧刃与鼻尖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白土，他硬是听任斧头带着呼呼的风声砍去白土，而身子仍兀自站在那里纹丝不动、面色不改。
修建成都城的官员也算是匠人
百工之中，有营建都城及其水利设施的，被《考工记》称之为“匠人”。“匠人建国”“匠人营国”“匠人为沟洫”，他们负责了整个城市及相关配套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在这个意义上说，修建成都城的秦国官员也算是匠人了。《华阳国志》记载：周“赧王四年，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城北又有龙坝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与咸阳同制”之前的部分正是建国营国，之后的部分正是为沟洫。建国营国的国是城的意思，《说文通训定声》云：“国者，郊内之都也。”沟洫即河渠、水道，左思《蜀都赋》就曾用“沟洫脉散”形容成都平原上纵横交错的河沟水渠。
工与匠战国前已连称为“工匠”
工与匠，战国前已有连称为“工匠”者。《管子》曰：“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为君主修宫室，显然光有斫削柱梁之木匠和穿凿穴埳之土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诸多工种的协同配合。就拿宫室中的漆器来说，其生产工匠，按工种分，便有“素工”“髹工”“上工”“铜耳*涂工”“铜釦*涂工”“画工”“丹工”“清工”“造工”之类。“素工”是与制作木胎有关的工序。“髹工”就是涂漆工。“上工”意同“漆工”，也是涂漆工。与“髹工”的差别是，“髹工”可能是初步涂漆，或者说是髹底漆，涂层较少；而“漆工”则是在“髹”的基础上再涂漆，或者说是涂面漆，涂层较多。“铜耳*涂工”即是对杯的铜耳进行鎏金的工序，而“铜釦*涂工”即是对盘等的铜釦进行鎏金的工序，二者鎏金的部位不同，工序性质是一致的。“画工”就是绘纹之工。“丹工”就是涂丹漆之工。“清工”与“*涂工”关系密切，可能是清理*涂多余部分的工序。“造工”则负责最后收尾，完成一件漆器制作的最后生产环节，大概具体负责打磨、刻写铭文及清洗等项工作。
“匠”“匠人”“工匠”之别，已如上述。在很多语境之内，三者又是同义词。下面所讲成都古代佚名或著名的匠人，故尔也可称之为大匠、巨匠、大工匠。
金石录
太阳神鸟金箔蒲元神刀李冰石犀东汉石人
太阳神鸟金箔：“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商代晚期“青铜神树”上栖息着《山海经》里每天载日出行的太阳神鸟，它们的抽象之形则见于年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的一张商代晚期金箔，人称“太阳神鸟金箔”或“四鸟绕日金饰”，年8月16日起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整个金箔呈一圆环形状，金饰上有复杂的镂空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周围等距分布有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着内层图案，由4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它们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代表四鸟载日，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这是古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他们当时也许已经掌握了岁、月、时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对其进行成分分析得知，其含金量高达94.2%。该金箔原本可能是镶嵌在红色漆器上的一件装饰品，也是古蜀人祭祀用的神器。
打造铜树和金箔的这些工匠虽然没有留下“匠石”之类的名字，金箔图案的真意也未必铁定就是“四鸟绕日”或四季十二月，但这些独树一帜、举世无双的金属作品明晃晃摆在世人面前，已足以代表和彰显古蜀先民的奇思妙想以及敬畏而不苟的工匠精神。
蒲元“神刀”斩金断玉
三国时蜀汉*权下有一位制造兵器的工匠也是生性“多奇思”而一丝不苟，他名叫蒲元，曾“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刀成之后，随便抽出一把，猛砍下去，都能劈开装满铁珠的竹筒，筒断而珠裂，刀口却毫发无损，被誉为“神刀”。蒲元之所以能够造出斩金断玉、削铁如泥的钢刀，主要在于他淬火的功夫过得硬，特别是对淬火用水的水质极为挑剔而讲究。他认为“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将已锻好的刀坯烧到一定温度后浸入其中急速冷却，可以很好地提高刀身的硬度、强度和耐磨性。现代科学解释认为，各个地区的水所含杂质和盐类成分是有差异的，这对淬火冷却速度有明显影响，从而会造成所淬刀剑性能不同。因此，即便在外地铸刀，蒲元也要“命人于成都取江水”。
有一次，蒲元拿取回的水淬刀，发现里面掺杂着涪江水，不适用。取水的人坚持称没有掺其他的水，蒲元便拿刀在水里一划，说这里面掺了八升涪江水。取水的人立马磕头承认道：走到涪江渡口时，不小心把水打翻了，所以就地补充了八升涪江水进去。围观者“于是咸共惊服，称为神妙”。
李冰是先秦时代的大国巨匠
蜀守李冰跟蜀王鳖灵一样，虽也是外乡人，但至蜀之后，也继承了敬畏而不苟的古蜀工匠精神，用以治蜀兴蜀。从某种角度上说，李冰就是先秦时代的大国巨匠。
“匠人为沟洫”，而“蜀郡李冰凿离堆，通二江”，又“壅江作堋，穿郫江、捡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不啻此也，他还“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乃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
李冰凿离堆，“乃积薪烧之”：先积薪烧崖，然后泼水其上，山石炸裂，再用金属工具开凿岩体；这些金属工具极有可能就包括蜀匠用蜀铁锻造的蜀式铁器，如铁锸之类。李冰壅江作堋，采取的是古蜀工匠的“竹笼络石”技术：先伐竹破竹，编成直径三尺、长十丈的镂空圆笼，然后在中间填满大小卵石，累积于岸边以壅堵减缓江水的滚滚冲击；后来的王延世塞*河，卢翊维修都江堰，也沿用此法，颇为奏效。五石犀、三石人的雕凿，也是在承袭古蜀石匠的传统工艺。
据扬雄《蜀王本纪》的记载，五石犀其中两头就放在蜀郡郡守府中，成都博物馆展陈的那头萌萌的圆雕石犀说不定就是这二者之一。它年出土于成都天府广场东侧工地，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8.5吨，作站立状，躯干丰满壮实，四肢粗短，下颌及前肢躯干部雕刻着卷云纹。秦国蜀郡郡守府就位于今天府广场一带，而扬雄又是离战国不太遥远的西汉成都人，应该是有所目睹耳闻而后才形诸笔墨的。所以，这头石犀极有可能就是李冰治水时所作，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即便不是李冰所做，让我们于千载之下还能近距离地欣赏蜀国工匠的圆雕技艺，也是非常难得而美好的标本。
三石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只有东汉时的仿品被江底沉沙保存了下来。年3月3日，在灌县外江三号桥基河床下意外挖出了一座石像，高2.9米，肩宽0.96米，厚0.46米，重约4.5吨。其衣襟中间和左右袍袖上均有隶书铭文，可隶定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与“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珎水万世焉”两句。“府君”是东汉人对一郡之守的尊称，李冰乃战国蜀郡太守，故称“李府君”；“都水掾”又称“平水掾”，乃仅次于中央水利职官的郡国水利职官。年1月18日，在距李冰石像出土处37米的地点出土了一尊较小的无头持锸石人，后或称“堰工石像”。年3月3日，外江索桥施工时，又一尊无头石人像现身了。此时距离李冰石像出土，不多不少，不早不晚，刚巧整整31年。难道它也是“三神石人”之一？大家还没激动两天，同月5日，索桥1号桥墩附近又发现了一尊无头石人像。更没想到过了九年，年4月24日，挖掘机在外江闸第7、8孔下侧减力池内作业之际，又发现了一尊无头石人像。至四十年之间，都江堰渠首相隔不足百米的范围内，分四次共出土了五尊石人，其服饰风格都是典型的汉代“深衣”，且雕凿手法也均为汉代圆雕，其中一尊因有铭文可确定为李冰之神像（也因此，可以断定包括它在内的五尊均非李冰生前所刻），其余四尊皆无头无铭文，无法彻底辨明而后纳入东汉所造“三神石人”之列。不过从这些东汉石人的身上，我们还是可以依稀看出李冰所作三石人的影子：它们的规模也许更为庞然，气象也许更为拙朴，其总体风格大概和那头天府石犀比较接近吧。
“北江堋”（东汉建安年间对都江堰的称呼）的修建，石犀石人的雕凿，虽然均被历代史家系于李冰名下，实际上乃是他和他的工匠团队的集体作品。《成都古今集记》“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镇湔江、五石犀以厌水怪”，所谓二郎也不过是那些匠人的具化形象而已。“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亦然，包括李冰神像在内的东汉三神石人的具体雕作者，不劳揣测，也知是尹、陈二位“都水掾”的下属（或雇佣）石匠。
草木篇
开明簟席漆床孔明木牛流马雷公琴
古蜀物产催生开明簟席漆床
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区域自古就盛产各种动物、植物、矿物（详参《四川经济日报》年8月23日《成都平原的先秦生态》一文），工匠们可以就地取材，“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有了三星堆青铜神树、金沙太阳神鸟金箔、战国石犀、东汉石人、蜀江神刀等等绝世之作。除此之外，工匠们还使用各种石斧、石刀等工具砍来植物的草叶枝条略加炙烤、削制而后编成篮、筐等器皿，例如前文涉及的“匚”。在实践中，匠人们发现竹子干脆利落，开裂性强，富有弹性和韧性，而且能编易织，坚固耐用。于是，竹子便成了一时器皿编制的主要材料。
成都博物馆展览的那张“竹席”，可视为成都古代竹制品的杰出代表。该席长约2米，宽约0.9米，保存较为完整。短边一侧炭化，深浅相间的色彩系下葬时折叠后再放入棺内而形成。编织方法为人字形交叉法。其可能是用在床榻上的。此席与同个展区陈列的那架“漆床”同出于成都商业街船棺葬，时代为战国，乃开明王朝皇室所用者。《礼记》有“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的制度，此“竹席”若换用古称而言，也该标识为“簟席”才算名实相副。两千多年云烟过眼，是否成败一切皆空，这种样式的席子至今却仍能偶尔见于世间，我们不得不佩服古蜀篾匠的心灵手巧。大禹之时，据说有“蒋席颇缘”（边缘饰有斜纹的草席），然而并无文物可以证实。反倒是汉儒眼中“椎髻左衽”（束发为髻而无冠饰，衣襟在左而袒露右胸）的古蜀匠人留下了本该保存不易而毁于日烁月磨的珍贵实物，让我们摇首咋舌，真不敢相信自己是亲眼所见。
西汉时的连杆型一勾多综提花木织机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
木头也是被古代成都工匠大肆采用的良材，上述那架开明“漆床”即其巅峰之作。据说床最早起源于商代，也有传说是上古的神农氏所发明。原始社会，人们生活简陋，睡觉只是铺垫植物枝叶或兽皮等，掌握了竹编技术后，就铺垫席子。席子出现以后，床就随之而发明。商代甲骨文中已有酷似床形的字，说明商代已有床，只是或许不为睡觉所专用，正如《说文解字》讲的：“床，安身之坐也。”从实物来看，最早考古出土的床是在河南省信阳长台关一座大型楚墓中发现的，上面刻绘着精致的花纹，周围有栏杆，下有6个矮足，高仅19厘米。像成都商业街战国船棺葬这样，同时发现席与床，而且还相对完好，截至目前，真是绝无仅有、难能可贵。这架开明“漆床”现存25个构件，包括床头板、床尾板、床侧板、床撑、床立柱、床梁、床顶盖构件等，使用榫卯结构连接；通体髹黑漆，用朱、赭两色绘制回首状龙纹、蟠螭纹等纹饰，方式有单线勾勒和填涂等。古蜀匠人不惮烦难，把他们的床制作得如此繁复，髹漆得如此精美，又何尝不是爱岗敬业、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的具体呈现呢？
古蜀地势逼出木牛流马
如果说古蜀物产决定了开明簟席漆床的诞生与形制，那么孔明木牛流马就是古蜀地势的产物。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长期以来，蜀地不与秦塞通人烟。后来稍稍改善，也只是天梯石栈相钩连。走在栈道之间，“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略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若要驮运货物安全自如地通过狭窄高危的栈道，非别出心裁不可，于是“木牛流马”就在著名工匠诸葛亮的手底下应运而生了。诚如《事物纪原》所指出的：“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饷，盖巴蜀道阻，便于登陟故耳。”
然而，“木牛流马”具体是个啥样子呢？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过一大段“作木牛流马法”，收录于当时的《诸葛亮集》之中。后来《三国演义》在此基础上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比《庄子》还会吹，把这种运输工具夸得玄之又玄、神乎其神：木牛流马皆不饮食，可以昼夜自动转运不绝，搬运粮米甚为便利。倒是宋人有疑古精神，总将“木牛流马”与现实里的寻常物件相挂钩。或云：“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或云：“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这种独推车，川西一带普遍叫做“鸡公车”。老成都李劼人曾在小说内描写辛亥革命前后、驷马桥至天回镇的那段川陕大道：“路是如此平坦，但不知从什么时代起，用四匹马拉的高车，竟在四川全境绝了迹，到现在只遗留下一种二把手从后面推着走的独轮小车”，此即“鸡公车”，亦可唤作“二把手”。
不过问题来了，《诸葛亮集》所录“作木牛流马法”相当繁复，与独轮车的形制绝不相类，而独轮车汉时即已大量出现，不会晚到三国之际才被发明出来，驷马桥附近的羊子山二号汉墓出土过一块“骈车画像砖”，其右下角即有人推独轮小车之形象。史上名副其实的“木牛流马”究竟如何奇妙，它与“鸡公车”到底有无瓜葛，恐怕一时半会是难以厘清的。但在成都，确实是有不少工匠行为跟诸葛亮密切相关。比如新津县，有诸葛亮曾在那里建炉炼铁的传闻；另外，书本上还有诸葛亮在“成都作匕首五百枚，以给骑士”的说法。
时代风气造就雷威斫琴
对木质要求最高者，则莫过于制琴的匠人。隋文帝时，蜀王杨秀爱琴，曾“造琴千面，散在人间”。由于这位蜀王的喜爱和提倡，蜀地的制琴名匠辈出。至唐代，很多有钱有势的人家大规模地制琴，如当过二十年宰相的李勉就“雅好琴，常斲桐，又取漆筩为之，多至数百张”。古琴制作得到空前的发展，蜀地成了制琴的主要基地，而最为著名的就是成都雷氏一门，其中又推雷威为首。
众所周知，制琴一般都采用桐木，而“雷威作琴不必皆桐”，一旦遇到大风雪的天气，他便独往峨眉山而行，一顿酣饮之后，穿蓑戴笠，走入深深的松林，倾耳细听，选择一棵风雪之中能发出连绵悠飏声音的松树砍而伐之，“斲以为琴，妙过于桐”。雷威不但对制琴木质的选择如此考究，而且琴做成后，还会严格审检，按质量高低分档：“第一者以玉徽，次者以瑟瑟徽，又次者以金徽，又次者螺蚌之徽。”古琴一共有十三个徽，作为泛音位的标志。徽多以螺蚌之壳制成，也有以金、玉、瑟瑟做的。古人夜中秉烛而弹，或于月下操琴，金、玉、瑟瑟、螺蚌之徽可以反射月、烛之光，便于琴人取音。上品的雷公琴用的都是玉徽，“其业精妙，天下无比也，弹者亦众焉”。
业精于勤，也成于思，蒲元铸刀，雷威斫琴，都是最佳例证。他们苛于选材，严于制作，将古代成都人的工匠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即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也值得我们各行各业借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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