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圆桌会
百家号11-:32
年，中国的改革大局焕然一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一言兴邦，为新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思想基础。《编辑部的故事》让中国观众领略到情景喜剧的魅力。“四大天王”催生出“追星族”，港台流行文化在内地的影响力达到巅峰。
文/张明扬
《东方风来满眼春》
年1月18日下午5点，51岁的陈锡添在惊喜中接到一项重大任务：邓小平同志次日上午9点到深圳，跟随采访，此事绝密，不得外传。但让这位《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继而大失所望的是，第二天，也就是1月20日，他接到的指令是“不报道”。
图/邓小平南巡路线重现，途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
不过，陈锡添觉得“邓小平来深圳”是个大新闻，即便没有报道任务，他还是决心要继续做好采访。
当时采访也不准录音，只能凭笔记，陈锡添将小纸片拿在手里，做关键字眼的记录，晚上回到宾馆,再和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一起凭要点回忆整理，尽量还原小平同志说的话，凌晨两点之后才睡。
到3月中旬，媒体仍未授权公开发表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内容。3月22日,陈锡添醒来看到《南方日报》头版标题是《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感觉脑袋“轰”的一下炸开,决心立即跟进，没有记者比他掌握着更多更准确的现场细节。
图/年1月，邓小平在视察深圳时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在心潮澎湃中，陈锡添写完了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共1万多字的长篇报道。3月26日，报道在《深圳特区报》见报，也就是那篇著名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中国改革史上的重要文本。
图/《深圳特区报》留存的历史资料
《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后，《羊城晚报》马上换掉了原先备好的头版，直接就详细摘要转载陈锡添这篇稿子；香港媒体反应迅速，编发消息；3月28日，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也转载了；3月30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直到30日下午，新华社向海内外全文播发此长篇报道，《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主要位置转载；中央电视台在当晚《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全文播发。31日全国报纸纷纷转载。
至此，南方谈话精神传遍全国，一言兴邦。此前陷入争论中的中国改革大局焕然一新。
时至今日，无论是陈锡添，还是这段历史的经历者们，重读《东方风来满眼春》中记录的一些历史细节时仍有热血沸腾之感。
“散步时，邓楠向小平同志提起他在年1月26日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同志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策是正确的。’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
“小平同志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向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九二派”：因改革洪流下海的体制精英
年春夏之交，陈东升有点坐不住了。
35岁的陈东升此时是《管理世界》副总编，算是体制内的厅官。在被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刺激”得激动难抑之后，陈东升决定“下海”创业。
下海后，陈东升创立了嘉德国际拍卖，后来还创立了泰康保险，而“泰康保险董事长”现在也成为了陈东升最有名的那张名片。
图/年轻时的陈东升，摄于日本街头
不过，陈东升更喜欢将自己归类为“九二派”企业家，事实上，他也正是“九二派”这个中国改革史上著名概念的发明者。陈东升很喜欢强调他自己创业时的“家国情怀”，在他的定义中，与“八四派”的草莽气息不同，“九二派”大多为当时*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和体制内主流精英。“九二派”的辞职下海，既有大时代洪流的推动，也有着几分振兴中国经济的英雄主义情怀。
当然，与后来的互联网精英相比，“九二派”背景也决定了他们更注重资源与人脉，胆量有余，却少了几分颠覆商业世界的创新精神。
企业史研究者陈海曾专门为“九二派”写了本书——《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根据他书中提供的数据，年，离开体制内下海者达到12万人左右，“他们是先在体制内成长，再转向体制外的，他们既了解体制内的经济运行，又懂得体制外的种种酸甜苦辣”。
在这12万人中间，除了“代言人”陈东升之外，还有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和易小迪等。冯仑的一句话反映了“九二派”群像之价值观精髓：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是“追求理想，顺便赚钱”。
在这些人中间，可能再没有人的经历比毛振华更“九二派”了，这位在年初因为“炮轰”亚布力管委会而名动天下的中诚信评级董事长，曾经在体制内也是如鱼得水。24岁时，他成为海南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参与起草海南建省后的第一份省*府工作报告。
毛振华是陈东升武汉大学经济系的同班同学，据他后来回忆，在谋划下海创业那段时间，毛振华几乎天天都骑着自行车，到陈东升家里，激动兴奋，两人常常彻夜长谈。
图/毛振华、陈东升、孙宏斌等部分武汉大学知名校友企业家在东湖绿道骑行
毛振华回忆曾经的下海经历时称，下海是主动与被动的结合选择。“在机关里面经过了一些普遍的事情之后觉得没什么前途”，自己在寻找一个发展空间，“参与改革就应该去做企业”。
年10月9日，在中诚信成立第二天，它作为中国第一家评级公司，上了央视新闻联播。
“我们胜在有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毛振华后来说。
靠版税致富的王朔，“解绑”了中国作家
年年初，一部叫《编辑部的故事》的电视剧在开播后迅速火遍全国，该剧作为中国室内情景喜剧的开山鼻祖而名留青史。剧中李冬宝的扮演者葛优和戈玲的扮演者吕丽萍甚至一度被全国观众当作“绯闻对象”操心了很多年，葛优后来还以这个“人设”为双汇火腿肠拍了一个很有时代记忆的广告：“还想戈玲吗？”，“戈玲是谁？”。
图/《编辑部的故事》剧照，戈玲与李冬宝
这也是葛优和冯小刚这对影视绝配的第一次合作，由此拉开了两人日后波澜壮阔的合作史帷幕。
这部电视剧的王朔风格极其明显，就是不把知识分子当多大回事。不把他们当成改革时代流行的那种启蒙者角色，而是写成跟老百姓一样关心鸡零狗碎的大俗人。葛优演的李冬宝那个角色，就是王朔跟冯小刚一起找的葛优，比着葛优的样子写的。
图/合作早期时旧照，左起葛优、冯小刚、王朔、赵宝钢
年的王朔颇有些人生巅峰的意思，在影视圈和文学圈一并的春风得意。在这一年，四卷一套的《王朔文集》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开创了在世作家出文集潮流之先河。甫一上市即造成全国热销。
应王朔的要求，华艺出版社破天荒的对王朔实行了版税付酬制，这也是中国大陆在文革后第一次实行版税付酬，这甚至让老作家萧乾很有些感概：“王朔给中国作家松绑了。”
但当时可能谁都没有想到，从年开始，此前状态火热佳作不断的王朔在小说创作上开始进入寒冬期，他的才华与名字更多地出现在影视圈中。
港风北吹，内地也有追星族了
年,王朔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看金庸》的文章,文中将金庸小说、*电影、琼瑶剧，还有四大天王并列为时代“四大俗”。
“四大天王”，作为上世纪90年代华人娱乐圈最具标杆性的名字，正是“命名”于年，在那时，四人几乎垄断了年代香港乐坛所有奖项。
图/领奖时的后台照，“四大天王”的帅气深深影响了内地一代人
对于内地的年轻人而言，此前虽然有谭咏麟，有张国荣，有周润发，但从来没有人像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和黎明这“四大天王”一样，如此深刻的改变他们对明星的“消费”方式。事实上，正是因为四大天王，中国内地诞生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追星族，歌迷们开始为偶像做出许许多多“现代化”的狂热举动：抢购磁带、海报、贴纸和一切周边，模仿穿着、发型、声线甚至是粤语发音。
从这个意义而言，“四大天王”重新定义了中国内地对娱乐业的一系列观念：炒作、包装、造星，影视歌三栖，而港台流行文化也在中国内地的影响力至此达到巅峰。
年，黎明在四大天王中最后一个当爹，被国内社交媒体戏称为“四大奶爸”。
也是在年，周星驰的电影生涯达到了个人巅峰。这是周星驰产量爆发的一年，同时有七部影片上映。在这一年的香港电影票房年度统计中，票房前五全部被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所占据：依次是《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1》、《武状元苏乞儿》和《鹿鼎记2》。
这在香港电影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世界电影史上恐怕也是一个记录了。
图/《鹿鼎记》海报，周星驰系列电影录影带在90年代被疯狂传阅，当然，几乎没一盒获得官方授权
年，被影坛称为“周星驰年”。
在内地，周星驰的走红与香港几乎是同步的。年前后，国内的大小录像厅和录像带租借处也开始刮起“周星驰旋风”，周星驰式的“喜剧”迅速征服了内地观众，只是在当时，我们这些内地人还不知道，这叫“无厘头文化”。
很多年后，当《美人鱼》上映时，我们这些在录像厅里结缘周星驰的内地人诚挚的说：“欠星爷一张电影票”。
图/《美人鱼》破15.6亿，周星驰在福州某影院派发红包
有趣的是，当王朔批判港台文化“四大俗”时，竟放了周星驰一马。或许，王朔在周星驰的“无厘头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痞子文学”的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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