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张瑾华
余华近照。
30多年前，余华还是个有点酷的南方青年。
他给当时的《收获》编辑程永新写了一封信中，信中提到，“长篇是昨天完成的”，完成的那一天，是年5月3日。余华在故乡海盐完成了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信中，余华对青年编辑程永新说：“生活实在是让人不知所措”。
在这封信中，我们依稀看到那个时代文人间的交往，和他们张扬的个性。余华在信中说，“我的长篇小说你若有兴趣也读一下，我将兴奋不已。我只是希望你能拿出当年对待《四月三日事件》的热情，来对待我的第一部长篇。”
4个月后，余华又给程永新写去了一封信，信中说，“昨天的汽车两小时就到嘉兴了。此刻依然暴雨倾泻，我给你写信，成了雨中的回忆了。”
“雨中的回忆”，也是关于《在细雨中呼喊》的回忆。一个江南少年，他在细雨中呼唤友情、呼唤亲情，就像在茫然无措中渴望着温暖情感的我们。这个少年，既可能是少年余华自己，也可能是更多的江南少年，更多的大江南北的少年。
30年前，一个海盐文学青年的文学激情，如今读来，依然栩栩跃然纸上。在细雨中呼喊的少年，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部分，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缩影，一种写照。
余华从年至年期间和程永新的通信，被程永新收藏了，多年之后，它们出现在了程永新的非虚构作品《一个人的文学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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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文学史》中的老照片，见证了那个文学繁荣的年代：青年时代的余华（右二），和叶兆言（左一）、程永新（左二）、格非（右一）在路上。
30年后，长居在京城的余华笑对往事，又说出一段故事来。原来三十多年前，余华从嘉兴去北京时，把当时的文友们的信件全烧了。
“现在想想太可惜了。史铁生给我写过十多封信，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当时信太多了，带上不方便，就烧了，还有莫言的信，苏童的信等等。”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大步向前，并不太愿意频频回头。对故乡，似乎也没有那么多的留恋，要远行了，行囊越轻便越简单越好，未来还有无数的可能性。如今离开故乡已有30多年了，一条文脉，也从出发之地的江南，缓缓地延伸到了北方，伸向了世界。
因为疫情，余华也已有快3年没有回过杭州了。杭州，是他的出生之地。
说起往事，余华对记者说，那时候年轻气盛，就想着自己要写出“传世之作”呢。
余华，年4月出生于浙江杭州，医院呱呱坠地。他在海盐长大，年中学毕业后，当过牙医。年开始写作，写作使他在干了五年的牙医以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海盐县文化馆。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等多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余华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
30年后，余华和导演贾樟柯走在故乡海盐的海边，浪涛拍岸，他嗅到熟悉的海的气息，想起自己小时候时常在这里的海水里游泳，夜里在海边散步，带着对新世界的向往，一直走到很远很远。余华回到海盐故乡的部分，是这部纪录片《一直走到海水变蓝》的最后部分。
余华和导演贾樟柯走在故乡海盐的海边。
中年人余华坐在海盐一家小饭馆里，很惬意的姿态，娓娓道来。小城呈现出一种热闹又有序的江南市井生活气息。
无论他走得多远，有多大的名气，回到这个小县城，他都可以随便找一家小饭馆坐下来，要上一啤啤酒或几两*酒，炒两个小菜，独自自在。
“我年4月3日出生在杭州，当时我父亲在浙江防疫站工作，医院。我3岁的时候，我父亲因医院，就在那里留了下来，当了外科医生。父亲给我母亲写信，说海盐怎么怎么好，我母亲就带着我哥哥和我，一起到了海盐，一家人在海盐安了家。那时候的海盐，连一辆自行车也没有。”
余华记忆中，医院边上，他和哥哥经常在后半夜被家属失去亲人的哭声吵醒。家里没有卫生间，医院太平间边上。
海盐的夏天特别热，父母亲都是医生的小余华，曾在太平间睡过午觉，因为在酷热的海盐夏天，那里特别凉快，特别干净。
“最干净的地方是太平间，而不是五星级宾馆。我根本不相信有*。”
或许这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特别的经历，造就了日后余华多部小说中那种又残酷又冷静的叙事笔调，那种直面生和死的从容。而江南的细雨、潮湿和风土人情，也在余华的小说中埋下了一种人情温柔的底色。
小学时在海盐县向阳小学，中学在海盐中学，年，恢复高考了，余华去参加高考，但没有考上。年，他又考了一次，还是没考上大学，他就去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当了牙医。当时他的很多同学，有些去了工厂，有些干了别的，医生也当时算一个不错的职业了。
“命运的安排让我去做了牙医，这个我最不喜欢的工作，冥冥中也促成我投向文学的怀抱。”
他工作的那个牙科诊所，就在小镇中心。“当时有一种很惆怅的感觉，我的一生就这么度过了吗？”余华思考自己的未来。
当时，他羡慕的是海盐县文化馆的工作。为了能得到这样一份工作，余华开始尝试写起了小说，给全国各地的文学杂志投稿，跟那个时代很多后来成名的作家一样，余华也是饱受了退稿信折磨的那一个文学青年。收邮递员送来的退稿信成了家常便饭。
他的第一次发表是在出生之地杭州的文学刊物《西湖》杂志，时间是年1月，他发表了短篇小说《第一宿舍》。也可以说，杭州，是余华文学启程的第一站。
之后，是上海，是北京。
年，23岁。余华第一次去北京，是去改稿，是站着乘火车到达的。如今，从故乡到北方，他定居京城，京城成了他呆了三十年的地方，除了写作，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就职。
余华的父亲是山东人，他的基因中，本来就融合了南与北。
无疑，江南故乡是余华一部又一部作品的灵感源泉。他有一部多年之后仍然被不断提及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中，余华在年去往京城之前，曾在杭州、海盐、嘉兴三个江南地域生活过。
“我小时候，我们从海盐坐汽车到杭州，从杭州坐火车到绍兴外公外婆家过春节。”
杭州是余华成长时想往的城市，他儿时的家离花港观鱼不远，后来才知道，他家曾拥有灵隐路11号别墅中的一个房间。少年时，他想象自己如果还在杭州，会在街头和一群少年一起练武术，后来他父亲就跟他开玩笑说，如果你当时一直呆在杭州，说不定和你哥哥都成了小流氓。后来余华成了一名作家，他父亲说，如果不在海盐，不当牙医，你一直在杭州，你能成为作家吗。余华大笑。
余华童年搬家去海盐前在杭州的家，后来才知道就是灵隐路11号别墅，其中的一个房间。
在当当上随便一搜“余华”，《活着》以67.4万+评价，%的好评居于当当图书畅销榜总榜第4名，新著《文城》出版满1年，以29.4万+的评价，%的好评居当当图书畅销榜总榜第44名。当然，这只是《活着》横空出世以来，其中一个版本在当当上的数据。
《活着》，是一种“活着”；多年以后，《文城》，是另一种“活着”。在中国，有一本现象级图书就是《活着》，是生于年的余华制造的，而余华自身，是另一种现象级的存在。
余华被称为中国作家中的“无冕之王”。那个冕，是指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冕，中国茅盾文学奖的那个冕，以及热爱文学的读者们心目中的那个“冕”。
生于年，成长于被人们不断言说、追怀的80年代，之后是辉煌的90年代，然后是丰盛庞杂的新千年。有一张让人印象深刻的余华的黑白照片，是摄影家肖全拍的，照片上的余华站在北京团结湖公交站，天上飘着雪花，落在身上，一个有点胡子拉碴，眼神犀利的文学青年在路上。这张照片摄于年，有一种“在路上”的特别的氛围感，让人想到那个时代飞扬、追寻中带着一丝不羁和浪漫的精气神，也因此让人浮想连翩。人，时时在路上，时时在出发。
他一直在路上。曾经扔下一名海盐牙医的行头装备，飞身投入上世纪年代的文学浪潮，成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五大干将之一，他一路飞奔，从南方奔向了北方，从故乡江南小城奔向了京城，从京城奔向世界各地。在新冠疫情之困前，余华一直是边走边读边写的人生状态，阅读与行走，音乐与足球，构成了写作之余的丰富生活。他走过了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之旅，去国外只为了看一场足球赛等等，这是一个作家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一些随笔集子中，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余华。
从年代一直写到现在，并且正在写更多的作品，如今，他年已花甲，比之当年团结湖的不羁青年，显得温和、沧桑多了。或者因为平时“深居简出”也较少参加公共活动，作家余华至今对读者来说有一些神秘感和传奇性。去年，我们在贾樟柯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看到了他，在那个纪录片里，余华在故乡海盐回首时光，仿佛在传递一个中年人的豁达：他嬉笑着，也自嘲着跟往事干杯，与岁月和解，侃侃回忆，这是怎样一种告别旧时代的表情。
《文城》是余华的最新长篇小说。
《文城》是余华60岁的作品。时隔8年，又一部长篇小说《文城》一出，有人说，那个写《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我们知道，很多作家一生会写很多作品，不可能一直写《活着》一部作品然后封笔同时“封神”，余华从年代至今，文学生涯几十年下来，也做了各种尝试，写各种风格的作品，但《活着》，确实因其特别的“中国叙事”，特别的残酷与悲悯，一直被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反复阅读，打量，“活着”，也成为一种典型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
“我不知道‘活着’是否已是一种生存哲学，我三十年前把《活着》手稿送到《收获》编辑部时，根本没有想到这部书后来会受到欢迎。”说起自己最被喜爱的作品，至今可以视为巅峰之作的《活着》，余华这样说。
由《活着》至《兄弟》至《文城》，余华的作品离不开命运、时代、人这三者。在余华这里又是怎么一种排序？余华说：应该是人、时代、命运。有了人以后才会有时代，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都是人折腾出来的，有了时代的变化以后就会有命运的改变。
一部《文城》，某种意义上是《活着》的“前传”。读者看《文城》时，如果跟《活着》对照着看，会发现比如余华对于财富的描写，财富的消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祥福和福贵，都是地主家独子，名字都很吉祥；如果说福贵是随命运随波逐流，祥福却是一个更有光芒的，有人格力量的人物，一条北方汉子，但他们似乎都受到了巨大的命运的裹挟、嘲弄。“活着”的福贵，努力活出个人样的祥福，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余华说：“《活着》里的福贵不是悲剧人物。通常意义上的悲剧人物都是悲剧收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鲁迅的《祝福》等。有所不同的是，奥赛罗的悲剧是结尾定性的，祥林嫂的悲剧开篇就出现了，结尾强调了悲剧。福贵经历了苦难的一生，但是他很乐观，他孤苦伶仃时仍然为自己曾经有过世上最好的妻子和最好的子女而欣慰，结尾的时候我们还能听到他的歌声。如何定义悲剧人物，只看人物的悲剧性经历是不够的，要看人物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悲剧性经历，福贵能够从人生的悲伤里找到人生的欢乐，所以他不是悲剧人物，况且他活得比别人都要长久。《文城》里的林祥福可能符合悲剧人物的特征，他没有找到小美，又在兵荒马乱里突然死去，临终之眼还看见了女儿林百家在上海中西女塾的走廊上走来。福贵和林祥福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命运之河里的随波逐流者，他们都在诠释一位古希腊人的话：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
功成名就的余华，也时常看到网上对他作品的种种评论。比如有人说，都什么年代了还写一个“不入流的旧时代”。
对此，余华有自己的看法，也有自己的执着。“对文学来说，没有一个时代是旧的，没有一个题材是过时的。”
从故乡，走向世界。
“《文城》只是我作品中的一部，不是最后一部，我只是想写写《活着》之前的故事，只是想把二十世纪都写到，这算是我的野心。《文城》出版后，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说我离开了当下现实，进入了写作的安全区域。我说下一部小说就会回到当下，《文城》在《兄弟》和《第七天》之前就动笔了，只是一直没有写完。对作家来说，没有一个题材在写作上是在安全区域，表现当下有风险，因为当下还没有形成共识，人们各抒己见；表现过去也有风险，过去虽然已有共识，但是充斥了陈词滥调，要在过去里表达出新意，就会有争议。”
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第七天》，余华一以贯之地保持着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