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秋，我在张重光老师的推荐下，成为《上海文学》编辑部的一名实习生。那时候办公室一共五位老编辑，都是我父母的年纪，我这个“最小偏怜女”，倒也备受宠爱。下班后挽着卫竹兰老师的胳膊沿陕西路向北走，同事们笑我是认了个“过房娘”。卫老师常在路上讲杂志社过去的事，讲老主编周介人独到的眼光，讲杂志曾经的辉煌与困顿。“现在情况好多了。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卫老师由衷感叹一声。一个男青年骑着自行车从人行道上挤过，卫老师停住话头，拿阳伞柄气呼呼地戳那个青年的背：人行道上怎么可以骑车！
翻过一年，卫老师退休了，我转正移到了她的办公桌，也接手了她的大部分作者。坐我对面的是姚育明老师，她是居士，茹素，每天自己带饭，再把食堂饭菜打包回去，瞒着自家先生在小区里喂养流浪猫。那年杂志社举办“中环杯”中篇大赛，在密密麻麻的来稿中，姚老师挑出一个在读大学生寄来的小说讲，咦，这小姑娘写得不错。那个小姑娘，后来大家都认识了，叫张怡微。
此后几年，仿佛洗牌的年代，老编辑们陆续退休，金宇澄老师搬去了隔壁，如今我一抬眼，整个办公室一半“80后”，一半“90后”，而我，竟成了他们中资历最老的一个。编辑部给我的感觉，也从一个悠闲居家的客堂间，变身为一间活泼泼的学生宿舍，杂志社有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