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票使用与设计在到年间整体存在断层，特别是文革十年，大约只有李桦用一种与抽屉文学类似的艺术行为方式，让星星点点的藏书票创作保存在书页夹缝中。
正因为如此，这30年间的藏书票印记弥足珍贵，也更有耐人寻味的火种意蕴。现已知晓建国初期，因由使用习惯，少量旧式文人依然启用了新的藏书票，比如郑麐、李瑞林的夫妻票（二人年结婚）。而年前后，莫测、吴家华、石道德等版画家也有藏书票创作，或开始接触到藏书票。（莫测：《跟随水的足迹——我的版画创作生涯杂谈》，《美术》年第5期；王波：《那个用藏书票的郑麐》，《书城》年第1期。）
文革后中国版画藏书票的真正勃兴始于年版画联展上李桦展出的四枚书票，让中国版画界初次近距离感悟藏书票的艺术魅力。得意的是，这件作品原件已被我买下，她折叠了四十年，终于可以在画框里重新舒展筋骨。
当然，建国至文革结束期间最不能忘记的藏书票创作者是梁栋。“年的一天，我到郁鹏家去玩，见有《藏书票之话》一书，上面贴着日本版画家着彩色藏书票原作。从而得到启示，就刻起藏书票来了。”梁栋：《我是怎样创作藏书票的》，《书票研究》第8期
上述记忆郁鹏也有文字呼应，后者在《梁栋与藏书票》一文中写道：“年我在前门租了两间房，想做个书室，同时又想起要刻几张藏书票，用来装饰一下藏书。有一天，梁栋来到我的新居，看到我的藏书票和案头的一本日本斋藤昌三的《藏书票之话》，他很感兴趣，并说中央美院的李桦教授也在刻藏书票，他说，他也想回去试一下。过了不久，我到他家去，果然看到他做了一些藏书票，贴在自己的树上。有《池边小景》、《泥人》、《蝴蝶》等。这样，我们在同一起跑线上冲了出去。”
那么，年代中国藏书票的文化传播，是不是就仰赖这些版画艺术家之间的言传身教呢？看来不止，最近我买了份年5月22日的《北京晚报》，其中第三版就有一篇疑为郁鹏撰写的《藏书票》。
在这篇文章里，郁鹏介绍了藏书票的基本知识，还展现了两款欧美藏书票。其中W.L.Richardson的无甚价值，而HeinrichVogeler于年为AlfredHadelt做的倒是有点名气，不仅如此，郁鹏还看出来图案是但丁侧面肖像。
年，中国刚从三年饥荒中走出，新的、更加猛烈的*治运动尚未袭来。这是一个国家在*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可以稍微喘口气的时间点，中国藏书票的火种倏忽间跳腾了下，用句俗套点的话讲，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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