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大国大城》前，陆铭从东部到西部，从城市到乡村，做过大量的调研，详细分析了中国当今的经济态势。
结合全世界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常住人口分别在一千万和一百万以上）的数据和实例，陆铭拿出“干货”，给出了他的答案——
通过社会公共*策的限制、固守户籍制度来收紧大城市的人口发展，并不是上策。通过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福利，鼓励城市人口的良性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才能真正地共同提高。
正如《大国大城》封面上英译名呼吁的：“伟大的国家，需要规模更大的城市（GREAT NATION NEEDS BIGGER CITY)。”
这位严谨、理性的经济专家，只有书末那一封“给未来人一封信“中，才较多暴露了自己作为一名”职业读书人“丰沛的感性与情怀，他相信，每一点努力都能够改变一些。
用“大国大城”说说杭州
钱报记者：《大国大城》中不少案例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巨型城市——纽约、东京、巴黎。就“城市人口持续发展”这个命题而言，我们的“北上广深”与它们相比，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和不足呢？
陆铭：总体来说，中国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别的国家也出现过。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处在全世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因此，人口流动的过程当中引发的矛盾更大。而且，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速度都非常快，这使得习惯了农业社会的人们，出现对于大城市发展的不适应。公共*策的制定者，也不理解为什么大城市会源源不断的增加人口。但其实，只要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应，以及城市的管理当中下功夫，就可以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相反，如果在公共*策上总是认为需要通过减少人口来控制城市病，那么就可能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两个目标上都难以实现。
钱报记者：近年来杭州也在快速发展。年中至今，杭州楼市不断调控、限购，同时，互联网、影视及其他第三产业的创新型企业持续入驻杭城。请您分析分析杭州在成为“大城”路上的机遇与困难。
陆铭：我可以这么说，杭州的优势是在长三角，杭州的劣势也是在长三角。
先说优势，长三角未来将逐渐成长为中国最大且在世界上排名也靠前的城市群，在这个地方，有相当大规模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因此，这一地区的大城市将享受到经济集聚的巨大红利，这是杭州作为一个新兴的特大城市拥有的优势。
与此同时，杭州在长三角地区也面临着上海的存在。相比较上海的地理位置，历史条件和人力资源优势，杭州存在着一些劣势，因此，如果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必须要考虑如何与上海之间形成错位的竞争，这样，就可以实现长三角地区不同大城市的共同发展和分工协作。
公共决策中的适当妥协
钱报记者：您在书中也探讨了*策制订者在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间的权衡与倾向性。在大城市里，低收入人群对日常生活、对未来的焦虑，会迫使他们无奈地将短期利益置于长期利益之前，比如您书中提到有一次在出租车上，您跟一位出租车司机的闲聊，他终于明白了外来人口到上海来，不是去抢他手中的一杯羹的，而是也有潜在的利好给他。这种基数庞大、来自基层的短期利益偏好，是否也负面地影响了*策的制订？我们该如何理解、改善这种现象呢？
陆铭：我认为，首先还是应该基于社会科学研究，把一些道理给讲清楚。我认为大多数人在明白了道理之后，是可以理性的面对公共*策当中出现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的矛盾的。但是我也不否认，有的时候的确存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这时候 ，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法律就非常重要。比如说，通过法律来保证劳动力流动的自由，以及市场的公平竞争，对于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超越全局和长期利益，就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
钱报记者：《大国大城》中多处举例展现了低收入人群的焦虑和既得利益者的利己主义，都削弱了他们的同理心——关心他人利益、感受、处境的能力。您将“人均收入、人民生活质量的共同提高”指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同理心在实现上述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有多重要呢？
陆铭：社会公共*策的制定，总是可能出现在这个*策上有可能相对来说对我不利，但是在下一个*策上，却相对来说对我更加有利这种情况。同理心的重要性在于，我们能够在多次的公共*策决策当中，每一个人都学会适当的妥协，使得公共利益能够实现。说的通俗一点，这一次我能够妥协，下一次别人就可能妥协，如果每一个人都不学会妥协的话，那么，每一次对于社会最优的公共利益都无法实现，最后受损的是全社会。现代文明社会，非常重要的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在公共决策当中适当的妥协。
钱报记者：您的书中详细探讨了工业化进程引发的家庭分居，以及以大城市中的大学生供给过剩，找工作困难、低层次就业现象普遍，同时难以获得本地户籍的情况。这些社会群体在大城市中都遇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不止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与家人分离、对自我价值的怀疑。除了户籍*策和流动人口管控*策的改变，还有什么是人们可以改变、尝试来消解这些压力的呢？
陆铭：更为重要的，就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问题。如果我们可以针对低收入群体，或者弱势群体，提供更为公平更为充足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那么，这些*策就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比如说，公租房、廉租房的提供，可以减少低收入阶层的压力。再比如说，如果增加学校的数量，就可以缓解人口流入所带来的教育资源紧张问题，这些，都需要一场供给侧改革。
经济学家的“感情问题 ”
钱报记者：对“大国大城”中的人们的悲喜你怎么看?
陆铭：大都市的发展并不是让每个人生活在天堂里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第一，尊重每个人的选择，第二，通过公共*策，尽量改善每个人的福利，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福利。但是，却不能错把反对大城市发展，作为是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在看待大城市的问题。
钱报记者：书中提到“如果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标准来看今天的一些*策，很多*策‘不过关’，你觉得经济学家需要热血一点，还是冷血一点?
陆铭：经济学家需要的是科学和理性，这一点，对于所有社会科学家是共同的要求。这和热血还是冷血，没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具体的写作和表述过程当中，有一些方式带有作者的个性，这是无可厚非的。
钱报记者：您在书尾“写给未来的信”中的表达是富有感情的。在高速发展的中国，还有哪些事情、哪些问题，您在思考时会提起情绪来？
陆铭：在我的职业当中，总体上来讲，需要的是科学和理性，即便在我的书中，因为要面向普通读者，采取了一些动感情的描述，其实我所说的材料，也都是客观的。
社会科学家最要不得的，就是以个人的好恶，来取代对于科学规律的认识。比如说，我个人在生活当中很喜欢安静，但是，我并不能否认，这个世界上有大量人都很喜欢城市丰富的生活。
我也觉得所有关心社会发展的人，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学科和领域，最终，都需要理性的面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当中出现的一些规律，不能以自己个人的价值作为社会美好的目标。
钱报记者：《大国大城》除去学术材料、经济学专著，还旁征博引了不少文学作品，如波德莱尔、村上春树、许立志、陶渊明、金宇澄，您还即兴写了段很生动上海话的模仿“繁花体”的“集聚与减排”。除了专业类书籍，这一年来你读了哪些人文类、文学类图书，觉得哪本印象最深？
陆铭：书太多了。格非的《望春风》，是不错的，尤其是前半段。冯唐的文字不错，可以把玩把玩。但是一跨专业，我并不愿意多评论，因为这些都纯粹是个人的爱好而已。
采访来自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张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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