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是在什么样的心情里试笔写下第一首诗，而又为什么是诗？不是别的？这一切，仿佛都遥远了。
一九五一年左右，我的诗仅止于拍纸簿上的涂鸦，从未示人，一九五二年开始试着投稿，一九五三年在《现代诗》发表了《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一九五四年十月，认识张默和洛夫并参与创世纪诗社后，才算正式写起诗来，接着的五六年，是我诗情最旺盛的时候，甚至一天有六七首诗的记录。一九六六年以后，因着种种缘由，停笔至今。
我常喜欢说一句话：“一日诗人，一世诗人。”喜欢诗并创作过诗的人，对于诗是永远不会忘情的。今日春节，在漫天爆响的鞭炮声中闭门自校这一本旧作，不禁感慨系之，活了这么久，好像只得到如是的结论：“人原来是这么老掉的！”又仿佛看戏，觉得才刚刚敲锣，却已经上演了一大半。人生朝露，艺术千秋，世界上唯一能对抗时间的，对我说来，大概只有诗了。可是这么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如何能抗拒汹涌而来的时间潮水？而在未来的日子里，在可预见的镇日为稻粱谋的匆匆里，我是不是还能重提诗笔，继续追寻青年时代的梦想，继续呼应内心深处的一种召唤，并尝试在时间的河流里逆泳而上呢？我不敢肯定。虽然熄了火的火山，总会盼望自己是一座睡火山而不是死火山。
感慨之余，不免要细细回味这本集子诸多作品的种种，我写这些，就算是向读者作一诚挚的告白，也是对自己作一深切的质询吧。
诗集里一部分作品，最早收在《苦苓林的一夜》（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由香港国际图书公司出版），当时是因为香港诗人黄崖先生的推介才出版的。黄崖曾任香港《学生周报》主编，我则是经常的撰稿者，后来的若干年我写诗的精神会那么勇壮，和黄崖的鼓励有很大的关系；黄崖是我最早的知音，也是一位燃灯者。《苦苓林的一夜》运来台湾只有三百册，由于手续繁杂，搁在海关半年，等取出来时，封面都受潮腐坏了；之后我自己设计封面，把原先浪漫的、袭自徐志摩《翡冷翠的一夜》的书名改为《痖弦诗抄》，书则分送亲朋，未曾流传坊间。一九六八年十月，尉天聪兄主持“众人出版社”，重印了《痖弦诗抄》，并增补一些后来的作品，是为《深渊》，读者所看到的版本大概就以此书为最普遍；但印行的份数也不多，不久就绝版了，导致一些喜欢诗的读者不断追询，有些错爱的读者甚至有手抄本的出现。一九七一年四月，白先勇兄办“晨钟出版社”，要我重新增订《深渊》；并加上我的读诗札记“诗人手札”汇为一集，这是流传较广的一个集子；只可惜先勇一向在国外，编校工作多由别人代理，是集编校相当粗糙，错字尤多。一九七六年八月，杨牧、沈燕士、叶步荣和我共同创办“洪范书店”，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几本书收回自印，就近照顾，免得变成出版界的弃儿。几年来，杨牧的书差不多都收回了，自编自校自己设计封面，果然呈现了不同的风貌。而我，停笔日久，变得不敢面对过去，迟迟未能交卷；直到最近，在洪范诸友的催促下，勉力重编校订，增添我收在黎明文化公司出版的《自选集》里的“廿五岁前作品集”，并把当年在爱荷华念书时自译的一些诗也编列进去，这就是这本修正版的面貌。
面对过去，尤其是那样一个再也无法回复的、充满诗情的过去，是一种伤痛。在编校这个集子的时候，情绪尤其复杂；原因之一是对这些作品不再有欣喜之情，总是不满意，总是想修改，而要改，只有每一首每一句都改，思之再三，终于放弃了修正的企图。毕竟“少作”代表一种过去的痕迹，稚嫩青涩是自然而理直气壮的；以中年的心情去度量青年时代的作品，不但不必要，怕也失去个人纪念的意义。
写作者的青年期是抵抗外来影响最弱的年龄，免不了有模仿的痕迹，有些是不自觉的感染，也有自觉的，如绘画的临摹；在我初期的诗里，关于这类作品，我一一存真，以纪念自己学习的历程。早年我崇拜德国诗人里尔克，读者不难从我的少数作品里找到他的影子，譬如《春日》等诗，在形式、意象与音节上，即师承自里尔克；中国新诗方面，早期影响我最大的是三十年代诗人何其芳，《山神》等诗便是在他的强烈笼罩下写成。何其芳曾是我年轻时候的诗神，他《预言》诗集的重要作品至今仍能背诵；直到近几年我知道何其芳的一些事情后，这个诗的偶像才完全幻灭。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是偶像的幻灭。
诗集英文的部分，曾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出版过。当时，为了使作品能追上英美语文的水平，全部译稿曾央请同房的美国朋友——一位青年诗人高威廉（WilliamC.Golightly）加以修正；他不谙中文，改错了不少地方，虽然中文意思错了，但在英文里却能构成新意，成为一个庞德式的美丽的错误。其中《上校》和《蛇衣》两首，他劝我试投《大西洋月刊》，结果两首分别刊出。我永远记得那个大雪纷飞、我们围炉斟酌字句的冬季。后来高威廉不仅是我的朋友，也成为我全家的朋友，他曾跟我回台湾住了两年多，朝夕相处，视同家人，我的孩子至今喊他“威廉舅舅”；如今他在纽约，担任一家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为了纪念这位同窗好友，对于他改错的部分，我也不再修正，就让这几首“错得多美丽”（愁予句）成为因缘与记忆的见证罢！
校毕全书，对自己十多年来离弃缪思的空白，不知道该不该再陈述、解释或企求什么。纪德曾说：“我不写东西的时候，正是我有最多东西可写的时候。”然而，这有最多东西可写的时候，如果一任它仅止于可写的境界，对于未来的创作是否有任何帮助呢？像法国诗人梵乐希那样休笔二十五年后复出、震惊文坛的例子毕竟不多。思想钝了、笔锈了，时代更迭、风潮止息，再鼓起勇气写诗，恐怕也抓不回什么了。想到这里，不禁被一种静默和恐惧笼罩着。
然而，仿佛是诗并不全然弃绝我，在长女景苹出生十年后的今天，二女景萦（现在才八个月大）翩然来临，家里充满着新生婴儿的啼声，似乎又预示着生命全新的历程。看着她在摇篮里的笑涡，写诗的意念是那样细细地、温柔地触动而激荡；也许，生活里的诗可以使我重赋新词，回答自己日复一日的质询与探索，或者，就在努力尝试体认生命的本质之余，我自甘于另一种形式的、心灵的淡泊，承认并安于生活即是诗的真理。
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于“联副”编辑室
痖弦，本名王庆麟，河南南阳人，曾主编《创世纪》《诗学》《幼狮文艺》等杂志，著有《痖弦诗集》《中国新诗研究》等。
痖弦以诗之开创和拓植知名，民谣写实与心灵探索的风格体会，蔚为现代诗大家，从之者既众，影响极为深远。《痖弦诗集》收诗人创作以来所有作品于一秩，略无遗珠，允为定本，现代诗之巅峰谷壑，阴阳昏晓，其秀美典雅，尽在于斯。
《如歌的行板》
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经经看一名女子走过之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码认识之必要欧战，雨，加农炮，天气与红十字会之必要散步之必要遛狗之必要薄荷茶之必要每晚七点种自证券交易所彼端
草一般飘起来的谣言之必要。旋转玻璃门之必要。盘尼西林之必要。暗杀之必要。晚报之必要。穿法兰绒长裤之必要。马票之必要姑母遗产继承之必要阳台、海、微笑之必要懒洋洋之必要
而既被目为一条河总得继续流下去的世界老这样总这样：——观音在远远的山上罂粟在罂粟的田里
伊沙：痖弦，这个住在台北的河南人，这个只写了一部诗集便转身而去但却一再被人谈起的背影，是我所认为的台湾现代诗史上的头号人物。不必争论，余光中毕其一生的40本诗集，洛夫用30本，不敌痖弦惟一的一部。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前后10年左右，现代汉诗的当家者是痖弦。谢冕教授提名痖弦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令我又一次对谢先生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红玉米》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吹着那串红玉米
它就在屋檐下挂着好像整个北方整个北方的忧郁都挂在那儿
犹似一些逃学的下午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表姊的驴儿就拴在桑树下面
犹似唢呐吹起道士们喃喃着祖父的亡灵到京城去还没有回来
犹似叫哥哥的葫芦儿藏在棉袍里一点点凄凉，一点点温暖以及铜环滚过岗子遥见外婆家的荞麦田便哭了
就是那种红玉米挂着，久久地在屋檐底下宣统那年的风吹着
你们永不懂得那样的红玉米它挂在那儿的姿态和它的颜色我的南方出生的女儿也不懂得凡尔哈仑也不懂得
犹似现在我已老迈在记忆的屋檐下红玉米挂着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红玉米挂着
伊沙：读痖弦的诗是我平生的快事之一。关于痖弦诗歌的种种说法，我也略知一些。总觉得在痖弦天籁般的诗歌面前，评论家的语言怎么说都显得牵强附会，痖弦的好诗是不需要解释的——真正的好诗好在明处，不需要解释，它的魅力到阅读为止。
《上校》
那纯粹是另一种玫瑰自火焰中诞生在荞麦田里他们遇见最大的会战而他的一条腿诀别于一九四三年
他曾听到过历史和笑
什么是不朽呢咳嗽药刮脸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而在妻的缝纫机的零星战斗下他觉得惟一能俘虏他的便是太阳
伊沙：戏剧性是开阔诗路的有效办法，亦是痖弦诗歌的重要特征。而痖弦最显著的才能是将其诗中的戏剧性处理得亲切自然，浑然天成。顺便说一句，《上校》是一首迷你型的史诗，能将宏大史诗处理得这么“小”亦是痖弦的显著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