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五个年头了。每逢人生的重要节点和重大事件总能怀念起一生含辛茹苦的父亲。今年我已经五十八岁，这个年龄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光，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家庭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劳累的身心开始得到休养生息，有充足的时间享受天伦之乐，而父亲却在这个年龄离开了我们，可以想象父亲当年是多么的留恋和不舍。抚今追昔，父亲生活的一幕幕场景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
父亲出生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初九，父亲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年龄稍大一点，父亲就下地干活，很快地里的农活就干的有模有样。那时父亲的家庭还是四世同堂，父亲的吃苦耐劳深得长辈赏识，在左邻右舍中也赢得很好口碑。
父亲的勤劳成就了自己的婚姻大事。母亲是南下庄村人，她的家庭是一个重视读书之家，两个舅舅和小姨都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母亲家当时经营着鞋帽加工作坊，家庭殷实。由于作坊需要人手打理，母亲错过了读书机会。母亲身材高挑，相貌端庄，穿戴整洁得体，和父亲站在一起，无论是相貌还是穿戴，父亲确实逊色了一些。母亲经常跟我们半开玩笑的说，她嫁给父亲是下嫁了，当初最吸引母亲的一点就是父亲的勤劳。母亲也感慨的说，她这一生也知足了，在父亲的护佑下，一辈子没干过粗活、重活，两人一辈子也没红过脸、吵过架，生活过得平实而温馨，父亲的美满婚姻是对父亲勤劳最大的奖赏。
父亲特别喜欢男孩，我上面尽管有两个哥哥，但我出生后父亲对我还是格外喜欢。听母亲说，白天有人的时候不好意思对我亲昵，到了没人的时候往往把我高高举起，放在他的头顶，有时抱在他怀里不停的亲吻我，每到夜晚干完农活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炕上对着熟睡的我仔细端详一番。
那个年代生活都比较清贫，一年到头吃不了几次肉，每当有肉时，父亲总是把他碗里的肉夹到我的碗里，看着我大口吃下，他总是满心欢喜。
都说母爱有时没有原则，父爱有时也没有原则，每年生产队都要种甜瓜，父亲负责看管，我四五岁时有几次父亲把我领到看甜瓜的棚子里，父亲到甜瓜地里找一些卖相不好、形状畸形的甜瓜，摘上几个，我痛痛快快的吃上一顿，感觉特别幸福。
童年最幸福的记忆是跟着父亲赶年集。每年腊月二十五是辛安年集，这一天天不亮我就起床，简单吃点早饭，就跟着父亲步行去辛安赶集。辛安大集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集市，有几百年历史，父亲一般都是领着我先到春联市口，在一望无际的红色海洋中，蹲下身来，选择字迹清秀、内容祥和的春联，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将其买下。接下来要到海货、日用百货市场耗上很多功夫，选购年货，这些都不是我喜欢的，我的心思早就飞到了鞭炮市口，迫不及待的催促父亲带我过去。
鞭炮市口一字排开，足有几百米长，为了营造气氛和促销，鞭炮摊主轮番燃放，接下来就是大声叫卖和争购，场面热闹，我循着燃放鞭炮的次序，辗转鞭炮摊，既是为了看热闹，也是为了捡拾断芯的炮仗。在鞭炮摊停留足够时间、过足瘾后，拿着父亲给我的几毛钱，买上一百响的鞭炮，才依依不舍的离开。
到这个时候离散集时间也就不远了，父亲把我领到小吃摊，给我买上几个炉包，由于早晨起的早不愿吃饭，此时早已饥肠辘辘，吃上几个平时不多见的炉包，心花怒放，这恐怕也是年年盼望跟着父亲赶年集的最大原因吧！
父亲目光长远、精打细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是没有很多出路的，一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复一日的耕种和劳作。两个哥哥因为海外关系牵连都没有继续上初中，小学毕业就到生产队从事农业劳动。父亲觉得他这一辈已经固守在土地上，下一代一定不能像他一样仍然土里刨食，要让哥哥们学一门手艺，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过上更好一点的生活。父亲找到村里最好的瓦匠和木匠，先后分别把大哥和二哥托付给两位师傅，由于父亲在村里人缘很好，两位师傅爽快的答应收二个哥哥做徒弟，经过几年的学习，两个哥哥分别成为瓦工和木工的行家里手。在当时尽管还没有那么多的工程项目建设，但农村打墙盖屋还是经常能派上用场，有了瓦工和木工专长两个哥哥也很受大家的尊敬。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建筑业蓬勃兴起，瓦工木工大有用武之地，两个哥哥也因为拥有专业技能都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我高中毕业赶上国家恢复高考不久，父亲认定了我的出路就是参加高考，并坚定地支持我。由于当时基础比较薄弱，我在高考过程中经历过两次挫折，尽管如此父亲全力以赴支持我参加高考的决心从没动摇。
父亲的目光长远、精打细算还表现在家庭住房建设上。两个哥哥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决定盖我们家的第二幢房屋，那个时候生产队一年分不了几个钱，就靠每年养两头猪到年底卖点钱，再加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点，建成了这幢房屋，这也是我们村西北头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盖起的第一幢新房，那时大哥才十五岁，这趟房子盖起来后好多年都没有用到，免费给村里做了五六年绣花车间。
到我高中毕业那年，父亲又筹划盖我们家的第三幢新房，那个时候二哥刚刚结婚，家里已经没有多少余钱，为了节省开支父亲决定自己动手盖这幢新房，父亲、大哥是瓦匠，二哥是木匠，各司其职，父亲和两个哥哥利用生产队上工前和收工后的时间，垒上几块石头或砖头，日积月累完成了这幢新房。至此，我们弟兄三人每人有了独门独院的新房，同时还盖起了父母的两间老人房，老人和三个儿子各居其所。在父亲的鼓励支持下，我历经磨难经过三次高考终于考上了中专，我是我们村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出去的大中专学生，曾经是父亲很大的荣耀。父亲和跟我同时考上中专同学的父亲，成为最亲近的朋友，这位同学的父亲是村里的文化人，我每次给家里写的信父亲都要拿去跟他交流。我到济南上学后，家里的负担明显加重，每学期都要花费一百多元的学费和生活费。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庭已经分家，两个哥嫂都已独立生活，哥哥都常年在外打工，三个家庭的土地都需要父亲领着两个嫂子打理，非常劳累。尽管如此，为了给我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父亲在农忙间隙做起了小买卖，做的比较多的是贩水果和贩地瓜秧苗。贩地瓜秧苗时，父亲半夜要骑着刚学会的自行车，骑行七十多里，到胶州去买地瓜秧苗当天返回，第二天再驮到辛安大集去卖，赚点差价。有一次父亲用自行车驮着一百多斤地瓜秧苗从胶州往家里赶，天已经全黑下来，由于看不清道路，再加上超载和车技欠佳，父亲连人带车掉到三、四米深的水沟，在同伴的帮助下才把自行车和货物抬上路面，父亲小腿和膝盖磕得鲜血直流，即使这样第二天还得早起去辛安赶集卖货，这些事父亲嘱咐母亲一定不要跟我说，直到很多年以后母亲跟我说起此事，我有一种深深地负罪感！
表面看一切静好，我第一个寒假放假回家，父亲领着我托了熟人，到辛安供销社花一百二十五元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这在当时绝对是奢侈品，戴上这块表我万分高兴，这个时候我们班戴上手表的同学屈指可数。
父亲是生产队里顶尖的整劳力，地里的农活样样在行，还是生产队的顾问，农业生产的茬口安排，队长都要征求父亲的意见。生产队里急难险重的任务都能看到父亲的身影。一九六九年春，原胶南县组织修建黄岛北拦海大坝，由于工期紧、劳动强度大，原辛安公社从各村抽调强壮劳力参加会战，父亲踊跃报了名，住在马家楼村，挖泥、筑路、护坡白天晚上连轴转，一日三餐都是水煮地瓜干，接近工程尾声，父亲由于极度疲劳，得了急性胃肠炎，由于身体大量脱水，父亲出现昏迷状态，工医院，到医院大夫说再晚一会就有生命危险，在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父亲才康复出院。还有一年，在离村很远的北山根有一大片地瓜地，那年夏天阴雨连绵，地瓜地里长出了密密麻麻的杂草，盖住了地瓜秧苗，队长让谁去锄草都不愿意去，无奈开出高工分的条件向社员承包，见大家都不承包，父亲便答应下来。接下这个任务后，父亲整天都靠在地瓜地里，蹲在地上先把杂草拔出来，由于杂草长得实在太多，三步两步就要拔满一筐，要不停的走到地头把草倒入深沟里，露出地瓜秧苗后，再用锄头把地瓜岭锄好包好。这是一个慢功夫，父亲一点一点推进，中午带点干粮吃在田间地头，披星戴月，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把这片荒芜的地瓜地整理好，地瓜恢复了生机。
父亲还是生产队里的耕地好手，每年的春播秋种，父亲都负责使用牲口耕种，每逢假期我负责给父亲牵牲口。父亲耕地时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别人耕地，地头地角要配上一个专人用撅头整理，父亲耕地时这些活都是他一人完成，利用牲口休息的间隙，父亲就用撅头整理地头地角，待牲口休息好后，父亲接着又开始耕作，自己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有一次我给父亲在离村很远的东北林牵牲口耕地，到了午饭时间父亲仍没有收工的意思，一直到下午两点把那块地耕完才收工，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中午到点收工吃饭，下午再干不行吗？父亲说这块地离家太远，来回要一个多小时，为那么点剩下的活跑两趟不合算。父亲为生产队干活根本不需要别人监督，把公家活当成自己活干的意识已经深深融进父亲的血液里。
实行大包干后，父亲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利用农闲时间到处开垦边角荒坡。在村北山的一处沟底，多年前山坡发生的泥石流堆起了一个巨型石岭，父亲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清理这堆石岭，冬天天气寒冷，土地结冰，父亲就用钢钎一点点撬出石块运走，再从周边用手推车运来熟土填平，父亲的双手满是血泡和裂口，但他毫不理会，终于用两个冬天的时间开垦出半亩梯田，期间用坏了三把铁锹和两根钢钎。第三年有了收获，在这块梯田里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每次去北山干活时，父亲都要绕道领我去看看这块梯田，给我介绍以前曾经的样子，言语间满是对黄土地的亲近和对劳动成果的自豪。
有一年，父亲偶然间发现在老家墙头上长的扁豆，在市里的农贸市场上很受欢迎，价格也卖得很贵。回到家后，父亲在园边、路边以及所有能找到的空地上，开垦出平地，大面积种植农村这种常见的墙扁豆，每晚不停地从深井里挑水浇灌，到了初秋时节扁豆架上长出了满满的墙扁豆，每次都能采摘四五麻袋，把这些墙扁豆运到市里的农贸市场上，大半天就可以卖出去，行情好时一次能卖三、四十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我毕业分配不理想曾经是父亲很大的牵挂。毕业时我被分到了辛安肉联厂，在屠宰车间工作，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工作岗位都看不到希望。那段时间我情绪很低落，立志要考研改变工作环境，夏天每晚我把自己关在老屋里学习英语，家里人都在院子平房上乘凉，父亲有时走进我的房间欲言又止，悄悄退出，有时轻轻给我放下一杯开水，转身离开，我能感觉到父亲对我沮丧心情的理解和无法改变我工作处境的无奈。父亲多次劝我白天休班不用回家干农活，留在宿舍复习功课就行。我毕业的第一年秋天，迎来了一次改变工作环境的机会，那一年黄岛区委机要处要选调一名工作人员，把我列为了考察对象，有一天区委办公室两名人员到我村政审，把父母叫到了村办公室，当问到社会关系时，父亲如实陈述了大爷在台湾的情况，那个时候海外关系还是很敏感的政治话题，我的调动一事自然泡汤。晚上回家父母跟我说了这件事后，我非常失望，为家庭连累了我，不可理喻的朝父亲发了脾气，这是我一生犯下的最不可原谅的错误，只见父亲非常生气，情绪失控，他既对我不理解他而愤怒，更为社会关系不能选择而懊恼。大爷年轻时游手好闲，留下奶奶和一堆他欠下的债务独自一人去了台湾，父亲带着奶奶历尽千辛万苦，用了很多年才还清债务，由于大爷在台湾的原因，两个哥哥上学都受到了牵连，止步小学，父亲心里的苦向谁诉说呢？
我参加工作后，家里的负担减轻了，父亲开始有了闲暇的时间带着母亲到邻村去看看戏、赶赶闲集。我也用工资经常往家买一些便宜的猪下货或车间加工下来的残次白条鸡，父亲对眼下的生活很知足。
天有不测风云。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也是我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年头，父亲患上了当年在黄岛暴发流行的出血热病，由于村赤脚医生的误诊，耽误了送医，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在医院治疗期间，情况越来越糟，我有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医院无力回天，父亲走完了辛苦而劳累的一生。
父亲去世后，全家陷入长时间的悲痛之中，母亲经受如此打击完全不能自拔，天天以泪洗面，每到逢年过节少了父亲的张罗，家里感到特别冷清，愈加思念父亲。那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万念俱灰，经过了很多年的精神煎熬，才逐渐从失去父亲的阴影中走出来。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和美好生活的实现，近几年思念父亲的念头尤甚，既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伤，也有对父亲未了心愿的遗憾。
父亲曾经跟我说过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去北京看一看，这一小小的心愿，父亲您真的没给我足够的时间啊！父亲日夜牵挂我的工作问题，经过努力，发扬了父亲辛勤耐劳的品质，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有了改观，我调到了父亲在世时崇拜的机关，工作也小有建树。我家第三代、第四代也在良好家风影响下，茁壮成长起来，并在各自岗位上取得很好的成绩，要是能看到今天的一切，容易满足的父亲该是多么的欣慰啊！
35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我从当时的青年时代，步入如今的临近花甲，人生是一个轮回，此刻我站在了与父亲人生历程的重合点上，感慨良多。父亲的音容笑貌常浮心头，我对父亲的思念和感怀也愈加强烈，父亲如果泉下有知，您该含笑九泉了。
父亲，您的子孙秉承了您勤劳崇德的精神财富，在社会上站直立稳，与时代同频共振，您的精神定会代代相传，荫及子孙。父亲我会替您多去北京转转，看看这清明世界，朗朗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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