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华军
现在的90后、00后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做饭菜票，可能他们见都没有见到过。我经历的那个时代，饭菜票是仅次于人民币的一种票证，大多数单位食堂吃饭都要使用饭菜票，没有这个票证你就会没饭吃，那怕你是单位职工，你没饭菜票食堂就不会打饭菜给你，饭菜票直到九十年代社会发展了，饭菜票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第一次看到饭菜票是13岁那年，母亲生了小妹妹，外婆要管大妹妹，又要做家务。外婆身体不好有哮喘病，一发病就喘的不行，行动都困难走不了远路，医院离家又远，给母亲送饭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外婆就把母亲单位食堂的饭菜票交给了我，让我打好食堂的饭菜，送到绍兴妇幼保健院给妈妈吃。记得外婆交给我的饭票有一两、二两，最多是半斤的。菜票有一元、五角、两角、一角、五分、一分面值的，饭菜票是比牛皮纸厚一点纸张做的。无论饭票还是菜票面值不同，颜色也不同，红色大多数代表面值最高的，最常用是绿色和黄色，这些饭菜票，外婆小心翼翼地分别用牛皮筋扎好，关照我“饭菜票藏好，不能把饭菜票给搞丢了，否则妈妈就没有饭菜吃了。”我懂事点点头。因为我知道爸爸不可能从军中回来照顾妈妈，我如果再不给妈妈送饭，那妈妈就要挨饿了。医院是不管病人饭的，那时粮食是控制的，每人只有27斤粮食。小妹出生是年，正是国家物资匮乏时期，母亲是产妇正需要营养的时侯，外婆到处托人给母亲找鸡蛋吃，能吃到鸡那更是一种奢望。外婆叮嘱我:“食堂有什么好菜就打给妈妈吃，多向食堂阿姨要点菜汤。”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多要点菜汤，长大后才知道多喝汤奶水多。外婆交给我三个铅饭盒，一个小竹篮，嘱咐我:“一个小饭盒打饭，另外二个大饭盒打菜。路上小心，别打翻了。”我拿着外婆交给我的竹篮往母亲单位赶。母亲在单位人事科工作，母亲在单位人缘不错。那时人善良、友好，就是文革时期，母亲被下放到商店，单位职工对我母亲仍和以前一样，时刻关心着母亲。
我走进母亲单位食堂，这是一个老式食堂，大厅里整整齐齐放着好几张八仙桌，长条凳。我一进门就有母亲单位同事关心地问我“华军，你母亲生了？”我告诉阿姨“妈妈生了，是个妹妹。我来打饭给妈妈送去。”一听说我打饭是给妈妈吃，打饭阿姨不用我开口，拿过我的饭盒帮我打好了饭菜。她说:“你妈喜欢吃什么我知道。”我胆怯怯地说到:“外婆让我多打点汤”打菜阿姨马上重新给我放菜的铝饭盒加了点菜汤。母亲住院几天都是我从母亲单位打的饭菜。在母亲住的病房里，产妇都有丈夫陪伴，而我母亲只有我，别的产妇都有点心吃，而我母亲只有外婆好不容易买来的煮鸡蛋，我的母亲月子过的好孤单。母亲出院了，还是单位同事借来的大板车，把母亲拉回家。我记得母亲出院这天，外婆让我带上一床被子，母亲出院手续全是单位同事帮助办好的，他们推来了一辆大板车，把我带来的被子垫在下面，母亲用毛巾包着头，睡在板车上，护士把小妹妹抱过来放在车上，单经同事帮母亲盖好被子，如果没有母亲单位同事，我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怎么办呢？到现在我才理解母亲，她当初为什么反对我找当兵的男朋友。
年我外婆去世了，母亲把饭菜票使用大权全部归了我，母亲工作很忙，基本顾不了家，母亲把小妹搭在同事家，我们全家吃食堂。每天三餐饭都由我打回家。母亲这时下放到商店，家里能用的劳力只有我了，外婆去世后我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16岁参军到部队后，母亲负担就更重了。我当兵前大妹也跟着我去母亲食堂打过几次饭，环境真的很锻炼人，我当兵后小妹接过饭菜票，拎着小菜篮继续在母亲单位打饭菜，直到父亲调到兵团，全家搬到杭州，才结束了全家吃食堂的日子。
我再一次看医院里，年我提干了，离开了吃大锅饭的战士食堂到干部食堂，干部食堂用饭菜票买自己喜欢吃的菜。医院的饭菜票颜色没有母亲单位的多，纸张也没母亲单位的好，颜色饭票一种，菜票一种，只是面值不同罢了，饭菜票以棕色为主，为便于收藏，我用牛皮筋梱起来。记得安徽兵买饭菜票，他看到我来买饭菜票，马上掏出钥匙，打开抽屉，拿出饭菜票交给我，那时买饭菜票收的是现金，我一个月买15元钱饭菜票就足够我吃的了。
年我转业医院，用的仍然是饭菜票。医院用的饭菜票是用塑料做的，颜色有天蓝、黄色、粉色三种，上面有不同的面值，饭菜票的正面印医院字样，还有印章，背面写着“仅限本单位职工使用”。饭菜票一直用到我调离出医院。
年我调动到”浙江教育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外国语学院”，时光已跨入到九十年代，饭菜票再也不是纸质和塑料的模样，它被彻底的淘汰，饭菜票被一张卡所取代，我们教工的“就餐卡”只要住里面充值就可以了，买饭菜的时候卡往机器上面一放，就显示出你用了多少钱，剩余还有多少钱。
小小饭菜票过渡到饭卡，印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生活逐渐走向小康。也许有那么一天，饭卡也将不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