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户
文/史新
“万元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可是一个响当当的称号，也是一个很时髦、很让人眼热的流行词。那时候，一斤小麦才一毛一分钱，一斤猪肉才六毛钱。也就是说，一万元能买十万斤小麦，一万元能买一万六千多斤猪肉。别说一个村里，就一个公社（乡镇）里出个万元户也是值得大力宣传的事，甚至公社书记要大会小会的表扬，小广播里也要早晚地嘘呼嘘呼。
“万元户”，在俺那个不足百户的小村里，没人去想，没人去争，完全是顺其自然，几乎是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就有许多人默默的实现了这样一个“小目标”。当然其中也有我。
一九八二年那个深秋里，生产队体制一夜之间被解体，习惯了听生产队长号子上工的我们，再也没人安排张三去北岭、李四去南洼，干啥干啥！偶尔的干完刚分到的自己地里那点活，会溜达到街头，听听几个闲人在吹大牛、扯闲篇。
这天傍晚，街头上刚站下，在村里开代销店的培二哥，带着一车子刚从供销社提回来的货，在我面前停下了：怎么，大包干了闲的难受吧？明天供销社出车去王戈庄赶“十月山集”，没事跟着车去城里姐家玩吧！我高兴地不得了，难得培二哥有这好事还能想着我。
培二哥是供销社设在我们村代销点的代销员，除了在村里代销点卖些油盐酱醋茶外，还要每天从供销社里提些布匹针织类去赶大集，每逢像王戈庄县城这样的庙会、山会大集，供销社都会派出大汽车，拉上货去卖，培二哥自然也就是“帮集”的人。姐住在县城里，能省下一趟车费，还能去看看姐，多好的事。我满口答应：中，中！
生来第一次见到大县城，那股新鲜劲就不用说了。早上在姐家吃着饭的功夫，培二哥说，你可别就这么回去啊，怎么也该挣点路费出来。我还想，我没花路费啊？不管怎么说，培二哥绝对是好意，应该听他的。从姐手里借上三百元钱，到王戈庄大集上，胡摸着就从人家摊点上花一百元买上十条涤纶裤子，又花一百元买上十双皮鞋，剩下的一百元任凭培二哥怎么说，也不敢再花出去了。
泊里大集晚王戈庄大集一天，农历逢四、九为集日。第二天的泊里大集，也许就是我其后当了几年“二郎神”的关键一天。也算是人生的一段美好经历。
靠在培二哥的所谓供销社摊点上，只半个上午的功夫，十条裤子一条不剩，每条纯利2块；十双皮鞋，卖出六双，一双纯利五元；剩下的四双里，可能是买的时候就拿错了，有一双是“一顺天”。“一顺天”就是两只鞋同是左脚或同是右脚上的。合计纯挣得人民币五十大毛，退出一双成为废品的“一顺天”皮鞋的成本，还净挣得四十大毛。那个时候，一个工人一月都不可能挣这么多，想想真高兴。赶下集来回家的路，骑在自行车上，感觉上山也比下坡快。
挖得了“第一桶金”，尽管只有四十大毛，但也让人知道了，原来农民除了种地也可以做商人，还能有更高的收入。
很感激培二哥这个领路人，也要感谢王台那位位卖服装的庄姓大嫂，庄大嫂如果活着，现在也该有八十岁了。
同在泊里大集的时候，紧挨着我们摊点的这位庄姓大嫂，收完摊急着去车站赶车，就把挂在我们摊子后面的六件衣服落下了，我给收好，等下个集来的时候还给了她，把她感动的不行。临下集的时候，她悄悄告诉我：你办个证，自己出摊卖服装吧，来钱挺多的，我帮你进货。这就叫行好得好吧！看来人应该做一辈子好事，总有好报的。
去到公社的工商所里，我跟又黑又高的徐所长说，我要办个卖服装的个体户证。徐所长有点小吃惊：好啊！好啊！那你就是我们公社第一个个体工商户了！赶紧地，你去集上借个卖服装的证来，我看看人家怎么办的，照着去给你申请。徐所长真是个好人，我本来就想办个卖服装的证，他一下子给我审批了“布匹、服装、针织、百货”四个经营项目的证，快能赶上一个百货公司的经营范围了。压根也没想到，一不小心我成为全公社第一个个体工商户。
听老人说过一句俗语：咱山东人是群羊，一个跟着一个走，一个跟着一个学。这话有点靠谱。来年春的时候，公社信用社的李信贷员找到村里干信贷的后屋大叔，要他出面找找我，想动员我贷点款，说培育个体户是社里分给他的任务，大叔家的军弟也一并贷了一千元，成为了我们村，也是全公社的第二个个体户：很快，培二哥把供销社的代销员辞了，也自己办了证，顺便还拉上了三哥平;正在公社建筑队上班的本家修哥哥，在印刷厂上班的论，也辞去了工作，加入到我们这个个体队伍中。从以后的发展看，这些能够善抓机遇，超前预判形势的人，都会成为不同时期的佼佼者，即便是一时倒了，爬起来继续上路，还是一条好汉。
当然，一个跟一个学，一个跟一个走，那必须得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农村里这种效果比干部们搞得传授经验培训班还实用，亲哥肯定会告诉亲弟，亲弟弟也看定会传知亲哥：我一天能挣几大毛！还有的就是听下音也能知道你干的行当是不是挣钱。我和培二哥、平三哥，还有他们的一个亲戚共四个人。正当别人还沉浸在春节里的欢乐中，我们正月初五就从家里出发了，一路坐船乘车赶到浙江柯桥，取上一批年前早就看好的布料，立马赶回，在年后的第一个胶州大集上就全部脱手。当晚，我们在平三哥家里算账分账：共获纯利元，每人分得元。
做下来一趟买卖，分账算账很平常的事，邻家一位大哥去平三哥家里串门，亲眼目睹了这些后，义务宣传员的角色就出现了：咱们还在家里耍正月玩二月，看看人家，就几天的功夫，每人就分了元啊，比公社里的老康那个十三级干部一年都挣得多！是的，那时候我们公社里的干部老康是全公社最高级别的干部，每月才96元工资。
说的一点都不夸张，也许就是这一夜的效应，只一月不到的功夫，我们全村就冒出了二十六家经营布匹，服装，针织品的个体户，占到了全村总户数的四分之一，从业的也有三十多人。每逢集日，几十辆自行车一字排开，浩浩荡荡，走到哪儿都是一道风景;每逢胶州批发市场进货日，这道风景就会占满半个车厢或半个宾馆。
赶四集是个苦差，特别是赶相对远一点的日照大集，八十里的路程，需要早上三四点钟起来，自行车驮上二百斤的货物，翻山越岭，不仅仅地一个累，冬天里，骑行在路上，浑身的汗，到了哪儿停下来，又是浑身的冰凉。遇到大风的天，顶风而行，那更苦不堪言。外面人都说，这么卖命，你们挣厚了钱了吧？我们常回的一句话：只见贼吃食没见贼受罪。
比比现在，刚开放的那个年代里，挣钱确实是容易些，只要你有胆量、肯吃苦，但前提是会经营，或者说脑子活一点。修哥哥在建筑队里是个好瓦工，当了“二郎神”之后，能吃苦、胆子大的品性充分体现出来。那年，他在胶州纺织品批发部发现了一种邮电绿色的美国进口涤纶布，觉得是个冷门，就付钱扛起一捆带到了日照市场上，想不到在胶州批发部里“睡困“了许久都无人问的这种“炮筒子”布，却在这里是惊人的抢手，那些高挑的日照姑娘们走到摊前，抓起布料，往身上一披，一句：真好呀！来两米四，套装！修哥哥还跟人家说：用不那么多，做套装两米三足够。人家当然不愿意了：没看我个子高吗！
一同去赶集的村里人看见这布都这么抢手，纷纷过来打听，修哥哥只告诉是胶州的，至于具体地方，那就算了吧。正当别人盘算着第二天也要坐车去胶州抢这货的时候，修哥哥赶完日照集，骑着自行车连夜杀奔三百里，抢在了别人前头，并把所有的本钱都掏出来，再一次拿了个独头买卖。这也是后来修哥哥一直自豪不已的一件事。
做生意也有心血来潮的时候，我和论从胶州批发市场上发现了一样很畅销的货，偷偷看看人家尚未撕去的标签，便知道产地即是大上海北边的江苏太仓，我们两个一时冲动，咱也直接去厂里拿货。当天我们就买上去往上海的普快火车票出发南下，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下江南，啥也不懂，连个火车普快、直快，特快都不知道，一路上逢站必停，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两天两夜才晃荡到哪儿。好在人到货有，可惜就是本钱少了，每人搞上八匹，背到肩上再返赶火车，看我们背着货出厂的女工们，大概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来厂购货的小客户，都笑着跟我们打招呼：侬（你）像难民哎！管他们说啥呢，阿拉（我）挣钱就行！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本有多大买卖就有多大！这是我的看法。我们村的这二十多家布贩子个体户，大多数都已经结束了这种小打小闹的赶四集经营，而是都转入到了批发布匹的行当上，经营地点也转入到胶州、即墨、淄博几个大的纺织品批发市场。
做布匹批发，不比在家里赶集轻松，要搭伙经营才行，有人负责在南方纺织印染厂里寻货订货，有人负责来回押送款货，还要有人负责蹲市场销售。
寻货订货的，搞得到一样畅销、利润高的货，还要做好保密工作，要不然一旦被别人探知，那就只能一次性买卖了，出现了第二家或多家相同的货，价格可就乱了。那次我们团队在浙江下方桥丝织厂购得一样板丝尼面料，连续畅销一个多月。而与修哥哥搭档的军弟同样是购得的解放印染厂板丝尼面料，尽管开始都畅销，但后来因为价格问题，他们的货就没有一点优势可言了，原因就是解放印染厂需要从下方桥购买毛抷布再印染出售。而那次，我们这两个同村人都同时住在绍兴新建招待所里，却一直未曾谋面，直到修哥哥从胶州市场上赶过去才发现登记簿上，我和军弟同都住在一家宾馆里。我和军弟可能是互不知这里有个同村人，也可能是知道都怕泄露了货源地才故意装不知道的。
路上押运货物和款项也不容易，邮政局的零担班运太贵用不起，火车托运又慢的要死，那就只能半路上找过路的货车捎载。在浙江水乡，货出厂后，找专门的挑工把货一件件挑到早已租好的一条乌篷船上，再有船主给你送到指定的国道边上，然后我们手里举个纸牌子，上面醒目地写上，带货去XX地。有去这方向的车，就会停下来，然后一番讨价还价，合适就成交装车走人，如果线路不对，或者价格不合适，就只能在路上继续等。车跑长途危险性大，跟车的人一般驾驶室里是坐不上去的，就只能猫在车厢里，上面盖上篷布，冬天冻死，夏天热死。路上翻车或者被查车也是常有的事。那年就是因为路过江苏六合翻了车，我才萌生退意，彻底告别了这条人生中引以为骄傲的从商之路。
十几个村里的同行人，难得的能在胶州中云旅社里聚在了一起。有一个起步稍晚一点的小年轻，喝上几杯酒后有些兴奋：我要拿咱村的第一个万元户！说的很慷慨也很有气势。我们在座的多数人都笑了，凡能出来做起批发生意的，除了贷款，谁自己手里没有个万儿八千的哪。
确实，一九八四、五年的时候，万元户在我们村里估计十几个是没问题的，只是谁都没有自我张扬的。外村的人传说，俺村的布贩子，过年的时候都在家用“称”称钱玩，这话有些夸张。但就是公社要表彰万元户的时候，任凭村干部去家里做工作，这些人就是没有个出头报名的。村里的干部们就只能去台上领到一个“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先进村”的奖状了。
俺村的这些不愿出名的“万元户”们，红火了几年以后，就逐渐地沉寂了：有的在村里安心的种起了庄稼，有的经营起了运输，有的包起了果园，有的搞起了养殖场，有的到企业当起了工人，有的做起了工程承包，有的当了画家，还有的经营起了其他。仅存下来就只有本家的修哥哥，继续在即墨批发市场坚守着他的布匹批发。拿他自己现在的话说：万元户是起步，百万元不算富，亿万元那才真正富。
史新青岛西海岸新区人，山东散文学会会员，散有作品在新媒体和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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