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百里长亭，终有一别。
年元旦的清晨，陪伴了济南人22年的《生活日报》不再出街。一张提前两天刊印的，宣示告别报纸，相约互联网的停刊词，成为这张报纸的绝唱。
在山东媒体的朋友圈里，《生活日报》全体记者手举最后一张报纸的合影，成为年最后一次刷屏。进入年，他们会被分流到大众报业集团的其他报刊，开始一段新的未知旅程。
过去的年，报纸的停刊潮依旧汹涌。
年初《赣州晚报》、《郴州新报》、《新商报》、《亳州新报》、《新知讯报》、《春城地铁报》相继宣布停刊。
年中时，以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发展导报》、《三晋都市报》为代表，又有数家都市报停止刊发。
至年终，《生活日报》、天津《城市快报》、《上海金融报》也发布休刊公告，年，宣布停刊的报纸多达20余家，而且停刊区域正从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蔓延。
纸媒的衰落早已不是新鲜事了，而年无论从发行量、活跃记者数量、活跃报纸的数量以及广告收入，都在强化一个结论：
纸媒正处于悬崖之边。
对于报纸这个诞生了多年，寄托了大众对真相情怀的媒介形态，从产业转型的角度观察，传统媒体如何在社交化传播中找到融合发展的方向？
从大众读者的心态期盼，凋零的社会道义、真相审视，该由谁来守护？
“生活”仍在继续，“日报”已然不在
近1亿人口的山东，万人口的省会济南，历来是纸媒发行的重镇。连续刊行70年的《大众日报》、高峰时日发行量超万份的齐鲁晚报，都是山东报业的高光时刻。
这其中，由大众报业集团主办、年创刊的《生活日报》，在报业竞争最为激烈的省会济南，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生活日报》的介绍里，这份主要在济南地区发行的都市报，被描述为山东省第一张都市生活类晨报。曾任孔子基金会理事长，如今逝世的王大千，出任《生活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澎湃新闻找到了年6月，王大千在《青年记者》刊发的文章：为实现早日向报业集团过渡，大众日报社党委决定在《齐鲁晚报》走向成熟期之后，再办一张生活类晨报。《生活日报》创刊后，为加快发展步伐，报社党委对该报制定了灵活的政策，《生活日报》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报社改革的“试验田”。
王大千在文中称，创刊之初的《生活日报》为4开8版周三报，年7月1日起由周三报改为日报，同年10月1日起扩为12版，年元旦起扩为16版（7月起周末增出24版），一年迈出了三大步。发行量由最初的1万多份达到了目前的20万份，并实现了济南、青岛两地的同步传版印刷，走出了一条大胆改革、短跑启动、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办报路子。
另外，《生活日报》创刊20周年特刊上，时任总编辑廖鲁川也撰文回忆说：“20年前此刻，位于济南经十路的大众日报社大楼12楼上，多了一群朝气蓬勃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在他们手中，诞生了山东省第一份都市类晨报。那时我还不到30岁，是10楼齐鲁晚报的记者，跑现场抢新闻也算快手，但也明显地感受到楼上这些新来的小伙伴冲劲十足，感慨于他们的活力、情怀和拼劲。”
廖鲁川还在文中提到，20年，天，在这长长的画卷中，有“红岩魂”展览引发的全城轰动，有“生活每周调查”一篇篇深度报道得到的读者赞誉，有邀请“八千支疆女兵回家看看”演绎出催人泪下的故事，有“大众证券周刊”创下的风靡山东走向全国的传奇，有生活日报相亲大会初创时万人云集千佛山的盛况。也有画卷的背面，编辑部里摞起的读者送来的锦旗、夜里睡在值班室一有电话就出发的兄弟、后半夜下班编辑们在扎啤摊夜宵的欢笑……
巅峰时期，《生活日报》的日发行量超过40万份，成为《齐鲁晚报》强有力的僚机，在济南主战场与《济南时报》和《山东商报》短兵相接。
同时，带着报纸创新改革印记出生的《生活日报》，每逢重大公共事件，往往能打破常规，用特刊，号外、周刊等形式集中火力，聚焦重点，每每成为山东媒体的亮点。
“纸”在坠落，“人”在远去
在今年的口碑电影《送我上青云》里，姚晨饰演的硕士记者，被一个乡镇企业家嘲笑：“还记者？你就是出来跑业务的，连《纽约时报》都停刊了……”
面对羞辱，更需要面对现实。姚晨掂量了需要一大笔钱来做手术，硬着头皮接下给老板父亲写书的生意。哪怕生意最后，还要忍受老板的羞辱——“你这个记者开价可不低啊，但，我给得起！哈哈。”
这个让媒体人五味杂陈片段，就像《生活日报》在阅读方式变迁前的无力与徒劳，无可挽回。而选择在年停刊，也成为整个纸媒行业持续下行的缩影。
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报业的广告和发行继续呈现“双迭”的态势：整体市场下滑了14.8%。其中报业广告市场的跌幅超过了30%，市场整体规模不足亿元。
根据中国记者协会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年）》，截至年12月31日，共有人持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放的具有采访资质的新闻记者证，其中报纸记者人，较此前略有上升。
但在官方数据的背后，美通社发布的《中国记者职业生存状态与工作习惯》显示，超过8成(80.6%)的中国职业记者月薪收入在1万元人民币以下，其中3成(32.2%)的记者月收入在元以下。
而且从业6-10年与11-20年的记者收入并没有随着从业时间与年龄的增长有显著提升，在生活压力日益增加的今天，这样的收入曲线，显然无法长期支撑新闻理想。
所以，有超过半数(55.6%)的主编级受访者表示“不看好所在媒体的发展前景”是其离开目前岗位的最主要原因，其中33.3%的主编级受访者会考虑转型公关、市场等工作；而37%的纸媒记者选择离开。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则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