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载有余，北京的通信事业可谓飞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通信工具不断更新换代，成为生活奔小康的一个缩影。
年，电报大楼青年报务员任学增正在往郑州发报。李晞/摄
年11月，通县（现通州区）次渠镇高古庄村养鸡专业户董贵华安装了家庭电话。胡敦志/摄
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摄影大展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一位行人手持小巧的手机，从一幅女青年持“大哥大”的巨型图片展板前经过。胡庆明/摄
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市内电话局东单营业厅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放号工作。刘卫兵/摄
曾经设立在北京前门大街的公用电话亭。薛铁*/摄
电报承载着多少大喜大悲
年9月30日，《北京日报》2版
电报现在已成为很有年代感的词汇。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电报都是老百姓传递紧急消息的最快途径。
年9月29日，北京电报大楼宣告建成，第二天开始接待顾客。（年9月30日《北京日报》2版，《北京电报大楼落成》）
电报大楼自投入使用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彻夜灯火通明，成了老北京最早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营业场所。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民每年发出的电报都有多万封，电波穿越，成为那个年代最便捷、最普及的通信手段。那时，职工工资普遍只有一两百元，发电报一个字收费一毛三分五，地址和姓名也计费，一封电报要两元左右，这对当时的普通家庭来说算是高消费了，但也是刚需。
年北京电报业务达到顶峰，超过了万封。报务员工作时连喝口水的工夫都很难挤出来。
老北京人都对电报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深更半夜送电报摩托车的突突声，能把整条胡同睡梦中的人惊醒，因为电报内容往往不是大喜，就是大悲。那时“母病速归”和“今晚接站”一类的急电占比最多。（年12月18日《北京日报》11版，《通信业巨变重塑现代人生活》）
此后，随着电话、手机的飞速发展，电报业务也日渐减少，最近几年更是鲜有人问津。年6月15日，服务了59年的北京电报大楼一层营业厅正式宣布停业，唯一一个电报业务窗口搬迁至北京长话大楼。
公用电话传呼声响彻胡同
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2版
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2版
新中国刚成立时，北京是有公用电话的，但仅有40部，大多装在大栅栏、西单的商店和大饭庄里。
公用电话真正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始于年5月，北京电信局开办了一种新的业务——传呼公用电话。这种电话可以往出打，别人打来找你，公用电话站会马上去叫你。
“老王家大胖，电话！”“四门的二子，接电话！”这样的声音常常在胡同里响起。
传呼电话一出现就大受欢迎。第二年，北京电信局决定，全市所有传呼公用电话再加一项“代传电话”业务。如果来电人说的事情简单，不需要和受话人直接说话的，可由公用电话的代办户转达。（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2版，《北京电信局试办代传电话》）
到年底，北京一共有部传呼公用电话。市区平均每3条胡同就有1部传呼公用电话，大部分安装在街巷胡同中、小私营商店里。
胡同里的传呼公用电话迅速在北京落地生根。后来邮电部把这一成功经验推广到上海、广州、天津、沈阳等大城市。
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北京的公用电话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通信需要。年，北京城区平均多人、多户才有一部公用电话。
在发展公用电话的大趋势下，北京引进了洋气的公用电话亭。年9月22日，北京第一座无人值守的投币式公用电话亭落户西单人行天桥北侧。（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2版，《十座投币式公用电话亭开通使用》）
年，宾馆、饭店大堂里开始安装磁卡式公用电话。
年，北京的公用电话突破一万部，还有部投币式电话亭和座有人值守电话亭站立街头，部磁卡式电话分布在各大宾馆饭店。但哪儿的公用电话也不得闲，前面的人还没放下，后面的人就伸手接上了。
咱家也装上电话了
年4月20日，《北京日报》1版
年3月18日，《北京日报》2版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经是中国老百姓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
年下半年，农丰里小区开通使用一部小交换机，多户居民陆续用上了家用电话。自此，电话开始走进普通人的家庭。（年4月20日《北京日报》1版，《农丰里50多户普通干部工人家装电话》）
很快，农民家里也出现了私人电话。年5月23日下午，一位农民来到北京市市内电话局营业室，掏出一张元的支票。营业员在给他开的收据上，写下了本市第一个农民自费安装的。这位农民是京郊有名的种蘑菇能手赵明才。（年5月24日《北京日报》1版，《京郊专业户赵明才自费安装电话》）
家庭电话一出现，迅速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消费时尚。人们排队申请安装电话就像当年购买彩电、“抢”冰箱一样踊跃。
年，北京仅有私人住宅电话户，到年时增长了多倍。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北京的市话普及率是最高的，每5人就拥有一部电话。但这仍无法满足家家装电话的巨大需求。市话局向社会公开放号时，人们蜂拥而至，有人深夜两点就带着小凳子排队。本市年到年的近3年时间里净增30多万电话用户，超过前10年的总和。（年7月12日《北京日报》8版，《十七年，圆了一个梦》）
由于用户的不断增长，年5月8日，本市电话号码由7位升至8位，成为世界上第5个、中国第2个电话号码升至8位的城市。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北京市内电话号码仅为5位数字，年完成了向六位制的过渡，年7月9日完成了向七位制的过渡，而不到2年就升级至8位。
这股私人住宅装电话热潮的兴起，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直接反映，这种长期被压抑的社会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思想观念的转变和通信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而得到爆发般的释放。（年11月20日《北京日报》6版，《电话，何日进你家》）
电话不仅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也促进了经济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地处京郊西南端的房山区白草洼村相继上马21个企业。同时，村里投资50余万元专门用于通讯建设。仅有户的白草洼村安装了电话部。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成了全村对外开展业务的“顺风耳”，不少企业都把生意做到了国外。（年3月18日《北京日报》2版，《电话使白草洼人走向海内外》）
“大哥大”开启移动通信时代
年3月10日，《北京晚报》1版
年，当大多数北京市民还在期待家庭电话的时候，3月10日的《北京晚报》头版上，一条并不太起眼的消息宣告了移动通信时代已经开启——《公众移动电话网今起试运行》。
很快，移动电话闪亮登场，人们给它起了个牛气十足的名字——“大哥大”。当年的一台“大哥大”重量超过一公斤，又被戏称为“板砖”。
“大哥大”一台就要两三万元，入网费元，通话还要双向收费。“大哥大”一时间成了身份和财富的象征。那一年，北京的“大哥大”用户发展了户。
“大哥大”只能打电话，连短信功能都没有。而且，打电话时也经常接不通或者断线。当时，全市只有5个基站，偌大个城区只有国际饭店的一个基站、45条信道，也就是说，最多只能支持45个“大哥大”用户同时打电话，再多的话就会因网络繁忙无法接通。
即使这样，“大哥大”还是迅速受到市场认同。到年底，全市已有本地用户3个，可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许多用户付款后半年才能拿到。
不过，“大哥大”也就风光了十来年。
年第二代移动电话网络GSM投入了运营，“手机”一词逐渐兴起，“大哥大”开始降温。
第二代数字移动电话比起“大哥大”来，频率资源利用率高了，通信质量、保密性、网络覆盖范围、漫游功能都有了很大提升，而且个头和价格都明显降下来了。
年一年，北京市数字移动电话用户就增加了31万户。
手机成为了一些人发家致富的“得力助手”。延庆镇民主村个体运输户宋瑞祥用电话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络，一跃成为全村出名的富裕户。有人问他有啥致富诀窍，他举起新买的手机说：“就靠这个‘千里眼、顺风耳’。”
年，北京移动通信公司模拟网A网关闭，年6月30日，服役了13个年头的北京模拟网B网也光荣“退休”，本市最后名“大哥大”用户不得不和自己手上的“板砖”告别。（年4月28日《北京日报》6版，《最后的“大哥大”今转网》）
智能手机改变生活
年11月14日，《北京日报》11版
年，一场真正的手机技术革命正在进行中——当年5月，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相继宣布向中国庞大的手机用户群提供WAP服务。手机可以上网了。（年11月14日《北京日报》11版，《WAP，有用才有市场》）
在当时的网络带宽条件下，移动互联网用户可以享受到的功能包括：新闻、天气预报、电子邮件通知、在线交易以及下载音乐、图片等内容。
手机在北京迅速普及。年7月底，我国的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亿户，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而北京的手机用户已突破万，手机普及率36%，位居全国第一。（年8月16日《北京日报》6版，《中国手机持有量世界第一北京手机普及率全国第一》）
当年底，手机首次超过固定电话，成为北京人的第一通信工具。
到年，北京移动电话的百人拥有量已经达到98部。北京人在固定电话达到“每户一机”后，又基本实现了移动电话“人手一机”。（年12月17日《北京日报》1版，《北京每百人拥有98部手机》）
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也越来越智能。浏览网页、视频通话、观看电影、地图定位、移动支付……智能手机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移动通信技术也实现了快速更新迭代。
世纪初的年，我们还在报纸上探讨中国何时能迎来3G时代，年，工信部已经发放了5G商用牌照，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北京5G用户数量开始急速攀升。截至今年4月20日，本市5G用户已增长到万户。
从骑着摩托车送电报，到胡同口值守电话的大爷喊着“××，接电话了”，到拿着板凳彻夜排队装家庭电话，到举着砖头一般的“大哥大”令人艳羡，再到如今智能手机已经插上了5G的“翅膀”——电波穿越70载，每一个画面都带着鲜明的时代气息，让人感受着生活巨变。
本版文字：侯莎莎制图：焦剑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北晚新视觉新华社
来源北京日报
流程编辑：王梦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