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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子琴
我的父亲出生于农历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六日，卒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五岁，母亲生于农历一九二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卒于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三岁。父母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谨慎的一生，坦荡的一生，更是骄傲的一生。今年正好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又是中国共产*建*一百周年，写此小文，略表纪念。
“特立独行”的奶奶
父亲出生在一个相对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的姥爷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父亲的母亲（我奶奶），因为嫁给我爷爷前找对象很挑剔，所以就变成了今天讲的所谓的“大龄剩女”，于是在她25岁时嫁给了大她24岁的我爷爷，做了“填房”。
那时候大户人家的孩子也不是我们认为的在家享清闲，奶奶在娘家未出嫁时做女红（gong音一声）也是样样拿手的。从我小手候做事说吧！我做任何事情，都很难入她的眼，她总能挑我的毛病，比如：用纺线车纺线，我纺的粗了、细了、不匀称了;缝鞋垫针脚稀疏了、大了；包水饺捏的样子难看了……等等，我小时候或稍有“放肆”，只要被她看见，她会一一指点纠正或严肃地批评。正屋方桌两边的椅子小孩子也不可以随便在上面爬上爬下。我们穿的衣服可以有补丁，但不可以脏。俨然就是现在讲的“处女座”。即便是她末年老年痴呆了，分不清我父亲和我叔叔了，但不能阻止她对我们干活的挑剔。
奶奶有男尊女卑的思想，正屋的椅子属于成年男士坐的，哥哥成年后，她不再坐椅子，由我父亲和哥哥坐。
奶奶不吃猪肉，她嫌弃猪吃的东西不干净（当年喂猪有连茅圈，猪是吃屎的），她也不吃鸡蛋（她嫌弃鸡蛋的出处不干净），但是她吃羊肉，她说羊是吃草的，干净。她穿的衣服也很讲究，干净得体的，我的母亲是她最中意的，方方面面。
无论哪个年代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几乎都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奶奶嫁给了爷爷，爷爷除了年龄大这个劣势，据说其他还不错（我姊妹兄弟五人，只有我大姐对生前的爷爷略有印象），爷爷有点经济基础，脾气好，长相也不错。
奶奶来到爷爷家，进门就是两个成年孩子的继母。那个年代，人的生命无常，我的大伯成家后生一女孩，大姑出嫁后生一男孩，两个孩子出生后不久，两对夫妇都先后撒手人寰（大伯和大姑是前边奶奶生的孩子）。于是奶奶率先又做了孤儿外甥、孙女的姥姥和奶奶。我的大表哥家在外村居住，于是爷爷奶奶就把大表哥接到了我家，和我的父亲姑姑叔叔们一块成长，直到大表哥18岁成年，才被他的叔叔接走，我的父辈们都和大表哥有很深的感情。
打我记事起，每到冬季奶奶总会给大表哥缝制棉衣、棉袜派人送去，我的母亲还曾派我和堂弟用手推车给大表哥送过两口袋红薯（大表哥的村子不种），大表哥回送两口袋“圪垴”（音），给奶奶烧炕用。我大爷的闺女（我们都喊她大姐姐）后来被她姥姥家接了去，时常来往。
我小时候常听和我家住同一胡同的错对门邢大奶奶说：“你奶奶，那时候在院子里种了许多花，她每天早晨起来先看一遍花，看完一遍才去做事，雷打不动，即便是她的孙辈们哭闹，也影响不了她欣赏她种的花。”
奶奶生于农历一八九五年，卒于农历一九七六年腊月二十，享年八十一岁。
曾经的共产*员
我奶奶和爷爷共生了五个孩子，我父亲最大，我还有三个姑姑一个叔叔，我叔叔的年龄和我父亲相差了一代人，他俩相差15岁。
我的父亲和我母亲也有五个孩子，我母亲说她一共生过10个孩子，夭折了一半，我是他们的第十个孩子，我和我的大姐年龄上也差了一代人，大姐长我23岁。
我的父亲年加入了中国共产*，没多久他就成为了我们村*组织的骨干分子，作为*员父亲严格遵守*的纪律，保守*的秘密，积极为组织服务。为壮大组织，我哥哥说，经父亲发展的*员有多人，我所知道的有张峰二叔，闫九爷、长明大爷爷、立元三爷等人，父亲为*的发展，壮大了力量（这都是解放后才知道的，以前都是保密的）。
小时候听父亲讲，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员开会，会议地址也是经常变换的，经常是晚上开会，有时在坟堆里，有时在红荆树树堆里，有时在庄稼地里……
我母亲曾给我讲：“那时候，有人在村子北边放哨，日本人或者皇协*来了，有人在村里敲锣，村民们就背着细软，牵着牲口，男女老幼赶紧往村子的南面跑，你父亲也顾不了家，他只想着招呼他组织里的人。”
我曾问母亲：“为什么往南面跑？”母亲说：“南面是孟庄，孟庄和我们村不是一个行*区划，日本人和皇协*追到孟庄就不再追了，那时候有条件的就在孟庄落户。”我的奶奶和我母亲都是小脚(被缠过足的)，母亲说她和奶奶每当这时就有那种生而无望的感觉。她俩小脚跑不动，带着大表哥、姑姑们，领着我叔叔抱着我大姐（我大姐一九四零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生）拼了命的往南逃，每经历一次，就是一次劫难，而我的父亲这时却帮不上她们一点忙。
关于女士缠足
年3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命令通饬（chi音四声）全国劝禁缠足，不缠足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各地方*府采取种种具体措施实行“放足”。提出“不要小脚女为妻”的口号，甚至规定“二十五岁以下小足女子，不准在马路上行走”，向缠足女子征收“小脚捐”等方式促使女子脚之解放。至此，“缠足”在法令上得到禁止，中国的缠足风俗开始从大城市消失，并逐渐影响到偏远乡村地区。据说放足运动也受到不小的嘲弄。年国民*府又发布放足布告，并派专员督查落实。
母亲说她缠足时，*府已经管制了，但是在农村她们那个年龄如果不缠足，将来找不到好婆家。母亲说：“缠足疼着呢！愣是把除大脚趾以外的四个脚趾，往脚心方向握骨折了，然后用两寸多宽的长布条把脚缠起来，阻止它生长，两只脚丫肿的如发面卷子，去厕所要扶着墙，顺着墙根走。”
母亲给我讲：“那时常有官员坐着轿来巡视，这时你老娘就让我把裹脚布放开，穿上一双大鞋子，躲避巡视人员的检查。”
我小时候在我们村曾看见过和我母亲年纪相仿的俩女士，她们两人没有缠过足，所嫁之人家的确不景气。村里流行一句顺口溜：二哥营真不孬，到有俩大脚，说的就是那两位女士。两位女士走起路来脚下生风，说话也是大声的。
父亲被土匪绑架
年父亲和母亲刚结婚不久，就遭到了土匪的绑架。母亲去我姥娘家，在那里就有信息传出来说要我父亲当心了，已经有人盯上了他。我父亲就去他的姥娘家躲避一阵子，躲避不是长久之计，他还有一堆的事情要做，就从他的姥娘家回到了我家，到家就被土匪绑票了。
父亲说土匪把他关到一个“地窨子”里，往他的指甲里面扎竹签，逼迫他说出家里的“金银财宝”储存地儿，还不允许他出声，出声就用棍棒伺候。父亲说哪有什么金银财宝？！只是生活上还过的去。母亲把她赔嫁的值钱的东西变卖了，又变卖了不少土地去赎父亲。土匪见再也榨不出东西，就把我父亲放了。
后来父亲讲他感觉绑他的人就是现在的临清松林附近的人。父亲曾对我说，有了那次被绑架的经历，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不再害怕任何事情，无论贫穷还是生死。
父亲被派去冀南*校学习
因为父亲读过私塾，当时在村子里也算是有文化的人，由于父亲出色的表现，经过*组织的考察，年上级*组织决定派父亲去冀南*校学习，我母亲说：“我给你爹缝好了新书包，你爷爷阻挠坚决不准你爹去，你爷爷就站在湾沿上，说只要你爹前脚走他后脚就跳湾。”此时我爷爷年事已高，还患上了糖尿病，家里还有一群老小，父亲在他的姊妹中年龄最长，是家里的顶梁柱，承担着整个家庭的责任，爷爷怕父亲一去不复返。为此父亲无奈地放弃了这次学习的机会。
“地主”成分，被劝“退*”
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明确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由此启动了解放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我的家乡也不例外，我家作为有土地的人家，也是土改的对象之一。
我曾经问过父亲：“家里当时有多少地，被划为了地主？”，父亲说：“有三十多亩。”爷爷和父亲都是种地能手，当年为了赎回被土匪绑架的父亲，此时土地已经变卖了不少。这时爷爷已不再人世了，父亲作为长兄，承担了所有责任。父亲说，他最能体会到伍子胥一夜愁白头的典故。
土改不光把家里的土地、房屋、家具、农具、牲口分了，还强迫父亲退出了共产*，不再拥有共产*员的身份，这是他当时最在乎的。土改完没多久农村又开始划分成分，我家被划为“地主”。
和父亲一块入*后南下的道荣叔叔说，按照当时我家的实际情况不至于被划为地主，更不该把父亲的*员身份给去掉。道荣叔让我父亲去上级部门反映情况。父亲对道荣叔说：“咱这里已经解放了，*的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作为*员，我不愿再给上级添麻烦，无论怎么样，对*的忠诚绝不会变，我入*时发过誓的。即便我不再是*员，谁也阻止不了我对土地的热爱，以前有人为我种地，将来我为大家种地。”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文革”受辱
“文革”让父亲受到侮辱。我亲眼见过一次，有个贫农出身的人，清明去上坟烧纸钱，因为风大，不小心把在坟头附近放的几捆干玉米秸引着了，于是开全村大会批斗他，让其人身上背着一大捆未被烧完的玉米秸杆，让我父亲站在旁边陪榜，陪榜的还有其他两个人。
父亲白天种地，晚上去学习班“改造”，不但他去，我母亲也要去，所以有无数的夜晚，我是睡在在学习班被“改造”的母亲的怀抱里的。在我还没上学时，我就会背诵许多条毛主席语录，比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事错误的思想，凡是*草，凡是牛*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等等。父亲要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写“检讨”。
我还亲眼见过一次他们打人，先让那胖老人站到长条板凳上，把老人捆好吊到“八寸墙”（那所房子当时是村里唯一用蓝色砖砌成的，村里人称它为八寸墙）的房梁上，然后有人把板凳踹翻，还有人拿着工具打那老人。我不知那人当时犯了什么法，遭到如此*打，后来我知道因为他也“成分高”。
我们村里“地主”成分的家庭有很多，二哥营地多在附近周遭村庄是有名的，土地几乎都延伸到其他村庄附近，无论远近。我记得当年我考上学时，我们生产队每人平均三亩半地，甚至更多。村里共有十二个生产队，土地都是差不多的，有了差距，村里就会调整家庭的队别。
母亲曾告诉过我一件事儿，有一次父亲从学习班回家后，自己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找什么东西，我母亲注意到了父亲的异常，父亲不堪忍受“那伙人”的折腾，想上吊自杀。母亲劝父亲说：“他们让你陪榜就陪榜，让你写检查就写，反正又没打你，好死不如赖活着，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依父亲的为人，不至于被挨整到那程度，多年过去以后，有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告诉我的家人说：“知道你爹当年为什么被整吗？他得罪某某小人了。”原来有一道貌岸然混进革命队伍的人，看上了长得貌美的某烈士的妻子，晚上经常去骚扰人家，烈士的妻子和我母亲从小就认识的，当年也是大家闺秀，如今成了寡妇，那人想去占人家便宜，烈士的妻子就找我父母，让当时在*支部的我父亲说说那人，于是，我父亲告诫了那人。
就这样父亲得罪了那人，“文革”时有了恶棍的用武之地。我父亲说猜到了是那人使坏，但是父亲并未记恨过那人。
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所以就很纳闷儿，父亲走在街上，无论是谁遇见了，本村人都客客气气的给我父亲打招呼，有的人还非常尊敬我父亲，他这地主也太与“众地主”不同了吧！比如被批斗的最严重的课本上学过的“四川恶霸刘文彩”等。
我们村有一家人，他家哥仨、妯娌仨，我家或他们家有红白事时，他们三家人就一块来我家，或我们家的人去他们家，互相往来。我小时候以为和他们家是老亲戚，我称她们为叔叔、婶子，见面都是很客气的。前几年我才知道他们一家就是当年种过我家地的一位爷爷家的孩子们。
多种经营，科学种田
我的父亲做事爱动脑子，比如：土改后，他利用分给的土地，合理分配，哪个地方种哪种农作物可高产，哪里适合种药材可以增加收入。据别人说我父亲是村子里最先种植药材的人。他种田非常注重种子的选取及培育。那时候的粮食种子都是反复用的，不像现在分代的。他把想做种子用的那几拢庄稼或其他经济作物，用心管理，挑出杂粮，杂草，注意施肥浇水留作种子，最后总比一般人家收成要好。
土地公有制后，“大跃进”前由他带头为村里培育红薯苗（种春红薯用），供村里使用。他设计温室，那时没有塑料布，他就用宣纸刷上桐油，相当于现在的蔬菜大棚。
特别是“大跃进”运动被停止后，生产队里也给了父亲充分施展他种地的本领与技能的机会，他对土地的热爱发挥到极致。打我记事起，就目睹父亲干农活从不说累，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心扑倒农活上，他比谁更操心庄稼的长势，时时提醒队长，哪块地该施肥浇水了，哪块地的庄稼该掐尖儿打岔儿了，哪块地该收割了……等等。
生产队里为了增加收入，让父亲帮着高多种经营，仍有他带头培育春红薯秧苗。如：怎样储存红薯、大白菜更久不坏；种植药材后的深加工等，全都有父亲带头摆弄。我见过父亲为生产队修建熏蒸“生地”（药材的一种）的设施。也见过他培育红薯秧苗时，给别人讲解怎么注意温室里的温度与湿度。那时只要生产队里种瓜果，必定要我父亲去管理，我也曾见其他生产队的人找他取经。我小时候常见有人去我家，跟父亲要蔬菜、瓜果的种子。
注重对子女的教育
我父亲在世时经常告诫我们兄弟姐妹，在世上一定要按照家族留下的老话做事：心术不可得罪于天下，言行不可有愧于圣贤。子孙虽愚，诗书必读。勤俭为本，忠厚传家。听姐姐们说以前家谱上都记载有这些东西，“文革”时家谱被三姐交到大队统统烧掉了，那叫“破四旧”。
我的父母亲都很开明，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对那些束缚人的传统观念的东西，不主张我们学习，说只要遵纪守法即可。
我的父母为我们的学习，创造充分的条件，当年我们村没有高级完小，父母就把我叔叔和我的大姐寄养到我姥娘家，在那里上高级完小。
我的大姐结婚后考取了兰州铁路学校，因为婆家突然的家庭变故，最后一学期不得不辍学回家照顾她的六个小姑子。改革开放后姐姐和姐夫开办了一个塑料制品厂，现已有规模。中央电视台一台曾播出过《岁岁年年柿柿红》电视剧，剧组就是利用姐姐家生产的部分产品做道具拍摄的，厂子现有我的外甥经营。
二姐一家是最值得骄傲的，因为二姐和二姐夫均为高级教师，他们两位退休前因为教学质量高，在临清学生和学生的家长们都会为分到他俩的班级而感到幸运，有的人还托关系找领导也要去他俩的班级。我记得30年前，我二姐曾被市教育局派到青岛去进行“奥林匹克数学”培训学习，全临清市去了三人就有她。二姐和二姐夫曾经被他们的老师和他们的同学们冠以“新时代的华罗庚”称号。恢复高考后经他俩亲手培养出来的我们自家的孩子共有9个，数我的学历最低。二姐他们自己的三个孩子均为博士，再加儿媳、女婿又两个博士一个硕士。
我们家有一件最值得骄傲的事，就是我们男女姊妹五人，家家都有研究生。
父亲点子多
我六岁那年，我家原来住的西屋（有三间北屋和叔叔分家时分给了叔叔）因为年邢台大地震，墙被震裂，翻盖房屋提上议事日程。
盖新房前的那个秋季，父亲让我收集杨树的落叶，我清楚的记得，父亲把一尺多长的粗铁丝的一头儿握出一个小鼻子，然后用锤头砸扁，再把一根我娘用来纳鞋底的绳子，剪下两三米长，穿到那个铁丝的鼻子里面系牢，相当于缝衣针，让我去穿杨树的落叶，穿满整根绳子，还勒的紧紧的，我就在地上拖着长长的一串杨树叶子如大蟒蛇一般，拽回家晒干，然后储存到一个专门存放杨叶的小敞篷屋里。我每天像是蚂蚁搬家一样，乐此不疲。
到了来年春天盖新房时，杨树叶子有了它的用武之地，它们全被铺在了三间新北屋的房顶上。上梁后，放檩条，檩条上面钉椽子，然后铺上用苇子杆编成的笆席，再铺麦秸，上面再铺上一层杨叶，然后上土、上大泥，最后铺上八砖（正方形的薄砖，边长八寸）。因为当时农村的屋顶还担负着晾晒粮食的作用，房脊一般不陡，多数人家的房顶还只是泥抹的，几乎每家雨季前都要重新把屋顶抹一遍大泥。
七、八年过去以后，一年的秋末阴雨连绵，小雨下了七天七夜，街坊邻里村民家的房子几乎都有漏雨，我家的房顶却安然无恙。我甚是为此事自豪。我也做了我那个年纪力所能及事情，没有添砖加瓦，而是加了杨叶。
一般人家扫落叶喂羊或烧火做饭，我爹把它用在了无上的“高度”。
让父亲扬眉吐气的两桩事
当年我的哥哥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投奔了在陕西的大姐，去了延安。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即便是后来作为“盲流”我家又一次被“抄家”（我们家里的桌椅、板凳、街门、房门、厨房门、均被村里当时的掌权派搬走，那天正好被我的从山东来我家看望我父母及他的孩子的二姐夫撞上，二姐和姐夫结婚后攒了好几年想让在天津工作的堂哥买一辆飞鸽自行车的钱，用作了那些家具的赎金），哥哥也没回头。
哥哥非常珍惜他的工作，没几年就成为了他们单位的业务骨干，他把他获得的许多奖状偷偷寄回来让父母看，有什么能手奖、创新奖、先进工作者……等等。哥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技术人员。取消成分论以后，哥哥也被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员，这是“文革”后，让父亲第一桩扬眉吐气的事。
再一桩就是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银行学校。我们村子很大，人口很多，但是学习氛围并不浓厚。恢复高考后我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是一张姓哥哥，名叫秀民，后来担任领导职务，前两年才退下来。5年后我和演节目的平姑娘还有另一男生张永义，才第二波考上学。
我记得那年的夏天，一大伙人在当街的大树下乘凉拉呱，人长得高大、说话嗓门也大的“赤脚医生”宝环姑姑，从远处走来，随走随大声说：“今年咱村真不孬啊！考上仨！”，当时我和我父亲都在那里乘凉，我父亲赶紧问：“仨！都有谁？”，宝环姑姑恐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仍是用她高八度的大嗓门说：你小琴，魏家的闺女小平，还有张家的永义！”我察觉到父亲的面部掠过别人察觉不到的一丝自豪感。
再以后，村子里又连续多年没人考上学。再到后来，我三姐（嫁到本村）的孩子是村子里最早考上大学的学生。
说说现在，写在今天
我从内心非常感激当年那些教我小学、初中的老师及一块长大的同学们，他们并没有因为我家的成分而歧视或远离我。老师还让我戴上红领巾加入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最起码在学校里，我的童年是快乐的。
我仔细统计了一下，目前为止，父亲的子孙中，共有12名中国共产**员。所有子孙，他们秉承先辈的家训，谨遵父亲生前的教诲，承载着父辈们的嘱托与希望。父亲的孙辈有的从戎，有的搞科研，有的是教育工作者，有的是医务工作者，有的经商……今天还有另一桩要告诉父母亲的喜事，他们的大孙子现在已是他所在单位年龄最小的处级干部，就连父母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读书不如他长孙的次孙，现在都被领导委以重任，独当一面，做着他擅长的工作。
他们每个人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他们的才智，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如屡薄冰地工作着。在这里我要告诉父、母亲：您的孩子们都没为您丢脸，更不会做对不住*的事情。
我还要告诉父、母亲的是，现在国家更加重视教育，更加注重科技的创新发展，国家的凝聚力和综合国力是空前的。年世界上爆发了新冠疫情，咱们的*和*府，下大力气首先控制住了疾病的传播，我们都为生长在这样的国度而自豪、骄傲。
父亲，母亲，请您二老放心吧！
（钱子琴，女，原籍河北省清河县，就职于农行山东省临清市支行，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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