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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阳光总经理尚红科忽必烈为何执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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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张瑾华

第8年。迟到的春风更骀荡。

令人瞩目的春风悦读榜评选已经启动,接下来,在浩如烟海的年度好书中,春风悦读榜,将由国内文化大咖、各大权威出版社掌门人、书店和广大读者共同打造,产生春风榜“好书60”,并最终产生各大奖项。

第8张春风榜在路上。

今天,汉唐阳光总经理尚红科向春风榜推荐了以下三本书。他给读者抛出的问题是:当年忽必烈为什么要执着于征服日本?

大汗之怒

周思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汉唐阳光.3

我推荐的第一部作品是《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这是一位年轻作者、北京大学博士周思成的作品,也是他所出版的第一部个人作品。周思成是位不可多见的语言天才,通晓英语、法语、德语,还能阅读日文、俄文、拉丁文、波斯文等十余种文字。正是以杰出的语言能力为基础,本书综合多种语言的相关资料,融合了元朝、日本、高丽等多方视角,提出了新见解,完整呈现了“元朝征伐日本”的全貌,正如中国元史学会会长张帆、北京大学教授张帆所说:“本书大概是第一部系统描述这场战争的中文读物,在注重可读性的同时,细节考证和宏观分析均有创见,也具备学术价值。”在书里,读者将会看到:蒙古铁骑威震四方,横扫欧亚大陆,让人闻风丧胆。面对强大的元帝国,偏居一隅的日本却斩杀了元朝使者,其态度为何如此强硬?被日本方面称为“神风”的飓风,对元*失利有着怎样的影响?若未遭遇飓风,元*是否能取得征日之胜?为应对元朝大*压境,日本方面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又曾计划出了怎样的报复措施?……

《蒋介石的战略布局:—》

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汉唐阳光.8

我推荐的第二作品是邓野先生的《蒋介石的战略布局:—》。邓野先生是近代史研究大家,早年作品《联合*府与一*训*》深受学界推崇,被誉为是近代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但因其为人低调,普通读者鲜有耳闻,《蒋》书是邓先生新作,甫一出版,便好评如潮。

我们知道,年12月18日,希特勒秘密签署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当包括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在内的各大国领袖还被蒙在鼓里的时候,蒋介石却早早地判断德国将进攻苏联,时间是年10月21日,也就是说,还在希特勒具体签署这项攻苏计划的将近两个月之前,蒋已经提出这一可能,这是一个相当超前的战略预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蒋介石通过国际局势不断变化,一步步印证纳粹德国攻苏时间,甚至在年6月21日做出结论:“余断定德必于日内攻俄”,而这“日内”的判断,恰好是德国进攻苏联的前一天。作为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邓野所采用的并非《蒋介石日记》中的孤证,而是翻阅了大量史料,如《王世杰日记》《唐纵日记》等。

能够研判*治局势固然有过人之处,更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局面,作为一个身陷战争泥潭的弱国领袖,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利用国际变局将日本赶出中国,从这个层面上讲,蒋介石还是一个积极的游说者。出于对苏联的本能敌视,蒋曾先后向英美献“上策”,从旁煽动德国进攻苏联,其间充满着无奈和悲凉,所有细节都被邓野一一还原,极具可读性。

《松阳专家》

松阳县人民*府汉声编辑室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0

我推荐的第三本书是《松阳传家》,这是当代一部不可多得的人类学与民俗学意义上的田野考察报告。汉声团队历时两年,17次深入浙江松阳,对“最后的江南秘境”——松阳进行深度田野调查,全方位解读和呈现松阳——留存完整的“古典中国”和农耕文明的县域样板,全面记录浙江松阳百姓朴实无华的中国精神意蕴和文化传承,这本书对松阳着力打造升级版农耕文明的探索实践,提供了一个经验珍贵的改造样板。

抢先读

《大汗之怒》部分书摘

戏中戏:高丽演给忽必烈得一出好戏

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那年的十一月深秋,蒙古使团到达高丽*权的临时避难所——江华岛。一行人刚刚在简陋的馆驿中安顿下来,夜里就有人神神秘秘地给正使黑的送来了一封信,信上题署“李藏用顿首”。看到这个名字,黑的登时心中一惊,即便他没听说过“李藏用”这个汉文名字,高丽国的“阿蛮蔑儿里干·李”可是如雷贯耳。

李藏用何许人也?他在高丽朝廷的一长串头衔是“中书侍郎平章事,加太傅,判兵部事,太子太傅”,《高丽史》的《李藏用传》评价他:“美风仪,性聪明”。这人博学多才,经史子集、阴阳天文医术音乐无所不通,是元宗身边的一个智囊,主要职责就是周旋于蒙古朝廷和高丽之间,化解矛盾,时不时打打太极、搞搞掩护。

《李藏用传》记载,有一次,李藏用陪同元宗入朝忽必烈。当时大都还有个投靠蒙古的高丽宗室,叫作永宁公王。王讨好忽必烈说,高丽一共有人的*队,打日本正好用得上。忽必烈授意自己的宰相——元初一代名臣——史天泽把李藏用叫到宰相官厅(中书省)当面询问。谁知李藏用抵死不肯承认,说:“那是三百多年前我朝太祖时候的兵数,其实哪有那么多人!您要不信,我甘愿和王一起回去点数。如果王说得对,就砍了我的头;如果我说得对,就砍了王的头。”王站在旁边,吓得面色惨白,不敢吱声。

史天泽不甘心,又问:“那你们高丽州郡户口到底有多少?”李藏用想都没想,干脆回答:“不知道!”史丞相涵养虽好,也有点生气了:“你是高丽国相,怎么可能不知道?”李藏用抬手一指堂上的窗户格子,问:“丞相以为凡几个?”史天泽只好摇头说不知道。李藏用喘了口气说,“小国州郡户口之数”,有专门官员负责清理登记,“虽宰相,焉能尽知?”怼得史天泽满脸通红。还有一次,他又在忽必烈御前和别人争辩高丽没有那么多*队,还振振有词:“皇上跟前我不跟你吵!”(“至尊前不当争辩。”)气得忽必烈大喊:“住口!别说了!”

《高丽史》记载,这么一来二去,李藏用在蒙古朝廷得了个外号,叫“阿蛮蔑儿里干·李”。阿蛮,大概是蒙古语“口”(aman),蔑儿里干(mergen)是蒙古语“聪明能干”,合起来就是说李藏用口齿伶俐,能言善辩。“阿蛮蔑儿里干·李”,就有点像“铁齿铜牙李藏用”。李藏用泼辣而不失机智的风采,在大都还赢得了不少中国崇拜者,还有给他画肖像相赠的(“至有写真以礼者”)。

铁齿铜牙的李藏用在给黑的的书信里怎么说?这封信有一多半内容,是在教黑的回去怎么应付忽必烈。李藏用一开始就拿出一副换位思考、推心置腹的态度说:你带的这封国书,当初不如不写(“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为得也”),日本历来对中国就不曾“岁修职贡”,隋朝时还给中国天子写信说,“日生处天子,致书于日没处天子”,你看看多没礼数!贵国这封信一到,换回来个“骄傲之答”“不敬之词”,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如咽不下这口气,海上又天气险恶,“非王师万全之地”。你回去跟大汗说,就这么放着日本不管,“任其蚩蚩自活于相忘之域”,大家都好过。信里另一小半内容,则是夹杂了些“阻海万里”“蜂虿之*”“风涛艰险”等字句,打算搞点心理暗示,让黑的自己也知难而退。

当天夜里,黑的失眠了。他把这封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左思右想,恁地不是这个理!两人一来二去,于是有了前面巨济海边的那一幕。那是他们联手导演的双簧。

更奇的是,在黑的一行人从海边回来,半是忐忑半是庆幸,准备收拾行李回国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高丽史》说:

藏用度日本竟不至,将累我国,故密谕黑的,欲令转闻,寝其事。王以其不告,疑有二心,即配灵兴岛。

另一个负责接待蒙古使团的高丽人潘阜也受了连累,流放“彩云岛”。据说,那天潘阜还在自己家请黑的喝茶闲聊,联络感情,突然遭到高丽武士“突入曳出”。黑的吓了一跳,赶紧大声呵止逮捕潘阜的官员,又赶去在元宗面前坚决替李藏用等人说情。

现代研究者多赞同《高丽史》的观点,认为李藏用这些“办洋务”的官员在中间自作主张,把忽必烈的使团哄回去,却没有禀告元宗,做得过分了,元宗怀疑他们“有二心”,才有此一举。笔者却非常疑心,潘阜家中这一幕,和巨济海边的那一幕,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李藏用素称“恭俭沉重”,这么一个心思玲珑、老谋深算、从不站错队的人,怎么会不经过元宗的首肯而做出这么大的事来?要抓潘阜这么个小官,只需要下一纸诏书,让他自缚投狱,又有什么难?何须如此兴师动众。何况,为了避免蒙古外交官可能干预,更应该实施秘密抓捕,居然偏偏要趁黑的在的时候,堂而皇之逮人。若说其中没有演戏的成分,笔者是不信的。

大概李藏用和元宗私底下合计,蒙古使团无功而返,万一黑的口风不严,或者忽必烈识破了花招,天威一怒,元宗王位不保且不说,君臣性命都有危险。所以,这出“苦肉计”一是为了以办案为借口,先从黑的手里把李藏用那封劝诱信弄回来,以免落人把柄;一是将来忽必烈追查下来,方便元宗撇清关系,划清界限。有什么过错,底下“办洋务”的几个人承担便是了。

这出戏中戏,演得比海边的还要成功。看看《高丽史》紧接着说了什么:一看高丽武士破门而入,穷凶极恶,拽住涕泗交流、可怜兮兮的潘舍人的衣领,老实巴交的黑的不禁义愤填膺,马上就把李藏用的信交给了高丽人(“乃还藏用书”),拍胸脯保证:“我若归奏此书,幸而听乎,天下之福也;如不之听,于汝国亦有何罪?”结局自然是李、潘二人连流放岛屿的影子都没见到,就“皆获免”了。

忽必烈寄予厚望的第一次遣使日本,便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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